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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精神剖析

添加时间:2019-05-14 14:12 来源:未知 作者:优选论文网
  摘要:“白马湖作家”秉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引进行文学创作,其憎恶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怜悯和同情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对战争和不道德行为予以严厉批判,作品充满实现美好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态度使他们无法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平民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们对平民更多只是寄予同情,而缺乏对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故其创作始终处于时代主潮之外。
  
  关键词:“白马湖作家”;人道主义思想;封建礼教;底层民众;不道德行为。
 
  
  “白马湖作家”是指20世纪20年代到20世 纪中期,聚集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的一大批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文学作家,主要成员有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俞平伯、刘薰宇等人,其活动涉及文化、文学、教育、出版、艺术等诸多领域。自1981年杨牧在《中国近代散文选》中提出“白马湖散文”概念始,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便持续不断,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从文学史角度出发,将其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立达派”或“开明派”;[2]20世纪90年代以来,陈星、朱惠明等对该群体文学创作特色、教育教学理念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3-4]王建华等人从艺术教育、文化渊源、精神符号等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整体关照;[5]一些学者对该群体单个作家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等人进行研究;等等。不过,纵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白马湖作家”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这一应该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一“白马湖作家”的人道主义追求与社会实践。
  
  人道主义是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重视和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高扬人道思想、要求个性解放、追求平等和博爱为主旨的社会文化思潮。人道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是在20世纪初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趋于兴盛。五四法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恋爱婚姻自由,提倡民主、平等、博爱,反对封建专制,强调“人”的觉醒。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话语资源,人道主义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几乎都受到其影响。现代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具备一种关怀国家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6]
  
  “白马湖作家”在五四运动初期就接受了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和文学创作中始终不断地宣扬人道主义思想、躬行人道主义思想。夏丏尊、丰子恺早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工作期间就对封建专制教育表达不满,他们在校长经亨颐的带领下进行教育改革,提倡“人格教育”,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全面发展予以充分肯定。当时,这些“离经叛道”者的教育改革引起了思想保守的浙江军阀统治当局的不满,教育改革被迫中止,校长经亨颐和夏丏尊、丰子恺等人被迫辞职。经亨颐此后又在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畔创办了春晖中学,随同一起前往的包括夏丏尊、丰子恺等人。后来,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俞平伯等人也慕名前来,众人借由世外桃源般的春晖中学这一理想诗意的栖居地,继续进行新式教育的探索和实践。不过,“白马湖作家”在春晖中学的相聚时间短暂。由于他们坚持“人格教育”“纯正教育”,不断探索新式教育模式,反抗统治当局的封建专制教育,他们以人道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改革受到当地政治力量和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朱自清、丰子恺等人被迫离开了春晖中学。[7]虽然“白马湖作家”以人道主义为理念的教育改革受到专制统治和封建保守势力阻挠和破坏,没有能够获得成功,然而,对人道主义的坚守,对人的价值、尊严、健全人格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追寻,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二“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先驱者们通过文学对大众的思想予以启蒙改造,最大的收获当属对“人”的发现。郁达夫认为,传统时代的人是为君王而活着,为道统而活着,为父母而活着,而现代觉醒的人则要为自我而活着。[8]五四文学精神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白马湖作家”的创作与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相呼应,在他们的作品中散发出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
  
  (一)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摧残人性的憎恶。
  
  在封建宗法制社会里,每个人都受到封建伦理道德力量的制约,女性尤其如此。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吃人礼教统治下,女性只是社会的附属品,承受着极为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
  
  丰子恺的《王囡囡》一文中,庆珍丈夫家做豆腐生意,丈夫王三三在庆珍嫁入王家后不久便生病去世。豆腐店的生意平日由店里的老雇工钟司务帮忙打理。庆珍在丈夫死后14个月生下一个孩子叫王囡囡。邻居都说王囡囡的相貌和钟司务很像。依据常识判断,王囡囡不可能是庆珍和王三三的孩子。丰子恺在文章中很隐晦地指出庆珍和钟司务之间的爱情关系,以及二人和王囡囡之间的血缘关系。由于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钳制,出于对“节”这一礼教法则的遵守,庆珍只能恪守从一而终的古训,放弃获得爱情和重新组建家庭的权利,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夏丏尊的散文《猫》表面写的是妹妹送给我家的一只猫,实则是借由这只猫表现妹妹悲惨的命运。妹妹嫁到丈夫家,夫家以夫权和家庭礼教对待她,妹妹连生病时都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看护,终因疾病而死。
  
  朱自清的散文《择偶记》揭露了青年男女在封建婚姻枷锁下的辛酸生活。旧社会的婚姻本质上是无视男女的情爱和性爱的。《择偶记》通过主人公的四次择偶经历,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荒谬和罪恶。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一个重等级、重尊卑的国家。“白马湖作家”对这种封建等级制度深恶痛绝,在文章中予以强烈批判,否定这种有违人道的制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在《怪异的印象》一文中,俞平伯如此描写古代君王与臣子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夜半还是黎明,君王总是直挺挺的坐着,那样的威严。而众臣子则要战栗着匍匐于君王脚下。”[9]
  
  不仅如此,就连寄人篱下的溥仪也会天天受到遗老们的跪拜。民国大总统出巡之时,则要百姓肃静回避,禁止行人在街上行走,百姓在街道两旁恭候良久,毕恭毕敬。刘大白的诗歌《八点钟歌》《卖布谣》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劳苦大众的压迫与剥削。
  
  《八点钟歌》中,劳工渴望8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间,而实际生活中,他们在雇主的极力压榨下,工作时间远超8个小时,遭受着身心被奴役、被摧残的命运。《卖布谣》中,农民日夜劳作却一无所获,封建统治者完全不顾劳动人民的辛劳悲苦。在“白马湖作家”看来,民众之所以不能够自由健康地生活,原因就在于等级制度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对底层平民的同情和怜悯。
  
  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一文中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在他看来,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其平民立场,即新文学能够忠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离合,表现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情感。
  
  [10]“白马湖作家”是五四作家中体现平民立场最显着的文人群体之一,其笔下的底层平民形象身上寄寓着作家们的人道主义思想。丰子恺笔下的癞六伯和阿庆都是充满悲剧色彩、令人心生怜悯之人。在散文《癞六伯》中,癞六伯孑然一身,自耕自食,每日忙完活后,便到酒馆门前的板桌上喝酒。他喝酒并非和别人有酒约,但每饮必醉。他喝醉后走到桥上必定要骂人,他骂人也并非是和别人结仇。癞六伯太过孤独了,他这一系列看似怪异的行为,其实是其情感发泄的一种方式。《阿庆》一文中的阿庆也是独身一人,不过他不喝酒、不吸烟,唯一的嗜好就是拉胡琴。他无家庭之乐,生活乐趣全部寄托在胡琴之上,用音乐打发时光成为阿庆每日孤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朱自清的散文《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的生命价值被冷酷剥夺的人道主义义愤。作品写的是一个父母双亡的5岁小女孩被哥哥和嫂子以七毛钱的价格贱卖的悲剧。生命本是平等的,可是小女孩却被当作物品处理,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毫无人道可言。《阿河》一文中的女佣阿河由于忍受不了嗜赌如命的丈夫的百般虐待,逃回娘家,被穷困潦倒的父亲冷眼以对,最后被卖掉。叶圣陶的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穷人家的女孩,长到十几岁便被家里卖出去。女孩嫁到婆婆家后,开始当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干活,并且经常遭受丈夫毒打。后来,她受不了虐待,逃到城里给人家当佣人。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丈夫就病死了。
  
  公婆从城里将她抓回来,不许她哭,也不让她披麻戴孝,而是直接把她给卖掉了。朱自清和叶圣陶在被残害的受压迫者身上倾注了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怀,对人身买卖这种惨无人道的社会现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人力车夫也是“白马湖作家”同情和怜悯的对象。俞平伯在《人力车》一文中认为人力车夫也是人,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没有获得人应该有的地位和尊严,这是不人道的。刘薰宇的散文《春问》写车夫们无论天气好坏、道路优劣都要早出晚归去拉车。作者对车夫的命运给予同情,呼吁人们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夏丏尊的散文《一个追忆》中,渡船上的车夫连人带车即将被涨潮的江水淹没时,船上的旅客通力协作将人力车拉上了岸。在作者看来,旅客们都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并没有因为人力车夫是底层劳动人民而鄙视他,相反,将他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
  
  “白马湖作家”站在平民立场与普通劳动者平等对话,体现出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三)对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和对战争的控诉。
  
  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判断着人的行为的正当与否。“白马湖作家”非常重视道德在教化人心、规范人的行为方式方面所起的作用,他们对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进行了大力谴责。俞平伯认为道德是以人的幸福为目的,是所有人都有获得幸福的权利,是达到人生希望的唯一方法,不道德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恶的存在,应该受到谴责。[11]
  
  丰子恺的散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中的乐生很会玩儿,但也很恶毒。他将活生生的螃蟹剪去双钳之后当作武器,恐吓其他小伙伴;把刚剪掉的碎头发渣儿,洒到别人的脖颈里;故意把水泼洒到有钱人身上,以此来骗钱。乐生的这些带有恶作剧似的行为,在作者看来是不道德的,他对此进行了谴责。他的作品《小学同级生》中的C是作者的小学同学,毕业后成为讼师,不久当了汉奸,做了日伪的军师,后来因恶贯满盈被打死。
  
  L是作者家乡的一名官吏,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后来也被打死。W是当地有名的土豪劣绅子弟,完成学业后继承家业,像父辈一样继续祸害乡邻,解放后被人揭发后被捕,死于狱中。C、L、W三人行为丑恶,其结局也是必然的。胡愈之在《毒蛇》一文中将家乡的一个无德讼师比喻成毒蛇。在他看来,这个讼师为了获得金钱不择手段,刻意将简单的案子复杂化,完全将道德良心抛于脑后。叶圣陶的散文《去私》批判了抗战胜利后某些当权者为了个人私利牢牢抓住权力不放,而对民众不管不问的非人道行为。刘薰宇的《道德与屁》,以屁作喻,批判一些人以道德作为幌子行违反道德之事,讽喻此种道德其实连屁都不如。
  
  人道主义珍视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而战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甚至剥夺人的生命,“白马湖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强烈控诉了战争的罪恶。“五卅惨案”期间,叶圣陶写下散文《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通过在老闸捕房的所见所闻,愤怒控诉了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郑振铎在散文《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中怒斥巡捕和日本侵略者非人道的暴行。
  
  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等文章控诉了军阀政府对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的杀戮。“一二·八”淞沪会战期间,“白马湖作家”在上海创办的立达学园毁于日军炮火。夏丏尊用笔记录了自己的切身感受,这一时期他所写的《同路负喧》《辞缘缘堂》《宜山遇炸记》等文章对战争的惨无人道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批判。在散文《整理好的箱子》中,他说自己始终随身备着一个准备好的行李箱,以便随时躲避日军的炮火。丰子恺的“缘缘堂”也毁于这次战火,他的《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等文章,借由“缘缘堂”的被毁于战火,表达了对日军发动战争的抗议和斥责。
  
  三“白马湖作家”文学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白马湖作家”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受了五四新思潮的洗礼,又深受倡导积极“入世”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现实与人生。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是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西方人道主义则开启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重新认识。中外的人道主义精神促使“白马湖作家”追求人的自由、尊严、价值、权利和美好幸福的生活。夏丏尊在文章中希冀人与人之间要多些同情、理解和友爱;丰子恺在作品中呼吁人们互亲互爱、互帮互助;叶圣陶则渴望人们彼此之间消除隔膜,让世界充满爱和美。
  
  因此,对于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战争和不道德的行为,“白马湖作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作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代知识分子,“白马湖作家”的确有积极入世的一面,然而,这一群体又与同时代作家尤其是革命作家有着明显不同。革命作家强调人的阶级性和社会解放,其作品的政治意味较为浓厚。“白马湖作家”则因性格修养和社会环境而远离政治。对佛教的亲近使得这一群体更乐于寄情于自然,更属意于趣味人生。他们不重声名利禄,对世俗纷扰保持一种超脱的态度。因而,他们不可能像革命作家那样以激进或偏激的态度和方式参与社会变革,其作品总体上呈现出较为平和的特点。“白马湖作家”始终表现出浓郁的平民意识,夏丏尊将自己在白马湖畔的小屋称为“平屋”,丰子恺将自己的小屋叫做“小杨柳屋”,刘大白自称为一介“江南布衣”.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态度使他们无法拥有更开阔的视野,而平民立场的局限性使他们对平民只是更多寄予同情,而缺乏对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始终处于时代主潮之外。
  
  “白马湖作家”关注现实,秉持“文学为人生”的理念,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文学创作中憎恶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怜悯和同情底层民众的悲苦命运,对战争和不道德行为予以严厉批判。他们始终满怀实现美好社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思想,从事文学创作。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值得学界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杨牧。中国近代散文选[M].台北:洪范书店,1981:
  [2]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2.
  [3]陈星。白马湖作家群[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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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为华。知识分子形象谱系里的变数:评梁振华《我的博士老公》[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2):13.
  [7]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13.
  [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6.
  [9]俞平伯。俞平伯散文选[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56.
  [10]周作人。雨天的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04.
  [11]俞平伯。我的道德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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