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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顺德府志·艺文志》的文化价值

添加时间:2019-03-05 10:44 来源:邢台学院学报 作者:张国勇; 车文文; 焦阳
  摘要:明代顺德府为直隶八府之一。嘉靖和万历时期纂修的《顺德府志》中都辟有《艺文志》专章, 是当时顺德府的文献和典籍集合, 为我们了解明代中后期顺德府的典籍流传情况, 以及汉代以来顺德府的学术成就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 两种《艺文志》所收录的文献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体现了明代国家和顺德府本地在思想、政治、习俗、社会面貌等方面的一些特点, 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重视和深入挖掘这些信息, 对于推进明代历史和区域传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顺德府志; 嘉靖; 万历; 文化价值;
 
 
  明代顺德府为直隶八府之一, 涵盖了今邢台市一半以上的地域面积。明代所修《顺德府志》, 目前所见共有三部, 分别编纂于成化、嘉靖和万历时期。成化本为残本, 后两部为足本, 邢台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已经影印整理了包含这两部府志在内的明、清时期《顺德府志》辑本, 为开展相关研究创造了方便, 正在筹备付梓。嘉靖《顺德府志》的底本为天一阁藏嘉靖年间所刻的残本和日本明治年间帝国图书馆入藏的嘉靖刻本。万历《顺德府志》的底本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明万历刻、清顺治八年李盛枝补版重印本。两部《顺德府志》各辟有“艺文志”专章, 这两部《顺德府志》的《艺文志》 (以下合称“两志”) 系统存录了当时该地区藏书篇目和文章, 前者是研究明代中后期邢台地区典籍流传、地域学术特征的专门史料, 后者则作为完整文献资料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可借此开展相关研究。
 
  一、两志对于区域文献的梳理与辑佚
 
  在编纂体例上, 嘉靖本《顺德府志·艺文志》 (以下简称嘉靖志) 体例较完整, 由书目和文章两部分构成, 而万历本《顺德府志·艺文志》 (以下简称万历志) 仅收录文章, 不见书目。在结构上, 嘉靖志“掇拾乡贤之所纂集、郡学之所收藏者以列于前, 博采学士缙绅雄文大作有关于建置者以附于后, 以备一郡艺文云。”[1]卷18书目共著录225部, 分5部分:一是乡贤纂集79部, 二是明代颁赐制书11部, 三是府学续置5部, 四是尊经阁藏书126部, 五是本府刊行书目4部。以上书目涉及到国家律例、典礼、经学、文学、史学、地理、方志、书法、音律乃至医学、博物等方面。其中乡贤纂集分经、史、子、集四目, 汇集了汉代以来顺德府籍学者的学术和文化成果, 展现了顺德府学人对于学术界的贡献, 是整个书目的重点所在。 (表一) 其中有个别为非顺德府籍学者所撰, 仅其内容和顺德府紧密相关, 如唐李吉甫《一行传》, 亦有少部分未标明作者。至于嘉靖志所收录的文章, 共161篇, 以赋、诗、书、议、碑、记、序、奏疏、颂、铭、辩、论12种文体网罗篇目。万历志收录文章122篇, 既没有分门别类, 在文章的时代顺序上也有一些颠倒。去除交叉的75篇, 两志共收录文章208篇, 以诗歌数量为最, 时代涉及到汉、唐、宋、元、明等, 以明代的文章为主, 计100余篇。共涉及136位作者, 其中顺德府籍16位, 其余120位非府籍人士大多为具有一定声望的名人, 或为本府在任官员, 或因仕宦、游历等与顺德府有一定渊源, 受人所托而撰就文章。
 
  通常情况下地方志所记载的书目, 有相当一部分在不被正史艺文志收载。嘉靖艺文志所开列的书目中, 就有多部明人文集在正史中没有收录其名, 在其他古代文献中也无涉猎。如集部所收录的16部著作中, 有明人文集7部, 分别为井源《恩庆集》1卷、马铨《通奉录》10卷、崔璇《山南六桂集》1卷、张智《井蛙鸣春集》《宦海新谈集》各1卷、巩进《澧滨集》6卷和崔岳《交爱集》1卷, 这7部文集今天已难觅其踪, 各类专业著作也未收录书名。此外, 嘉靖艺文志书目中罗列的《孙武断注》、《隶字墨刻》、《茶榜墨刻》、《颜鲁公墨刻》及《刘古直先生文集》等5部著作, 也属此类情况, 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明代顺德府的典籍流传情况有很大帮助。至于两志所收录的208篇文章, 更是仅见于顺德府志或有关县志, 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功不可没。尤其是100余篇明代文章则具有相对集中的史料价值, 有一定研究价值。
 
  二、两志对于明代思想领域的涉猎
 
  (一)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两志所录的明代诗歌不仅可作明代文学的考量, 更可以管窥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责任感与道德拷问。如本府知府李春芳《任县写怀》:“常因四海志, 欲拯万方贫”;本府知府孙锦《人日内丘对雪》:“惭无勋业酬明主, 且与春光共转移”;南京兵部尚书刘龙《过顺德》:“独有国恩深未报, 江湖空复庙堂忧”、《冬至过沙河暖甚志喜》:“情似杜陵贫爱国, 身犹江统老还家。黄绣被里藏头睡, 犹梦江南放早衙”, 从句意看, 这些应是刘龙在致仕途中所作, 其所体现出的“白衣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尤为感人。二是出世之心。受宗教影响所产生的出世念头, 是官员士大夫缓解压力、培养情操的一种思想反应, 这在两志相关诗篇中有所体现, 如浙江副使《梁原寺·晴山》:“可怜一马红尘里, 何日青山更问禅”;本府通判高汘《鹊山》:“欲采丹砂炼灵液, 高飞双鸟问神仙”等, 这种出世是以积极入世为前提的, 也可以视作对官场的厌倦, 是对生命旨归和意趣的一种追问。三是乡愁。在明代“南北更调”的制度下, 官员任职多远离乡土, 羁旅行役的愁苦自然就反映在诗歌之中。如本府知府李攀龙《郡楼诗示元美遂同赋后二章》:“自怜叔夜常多傲, 无那相如故倦游。画省少年人所羡, 风尘岂亦念淹留”、“自爱青山供使者, 谁堪华发滞邢州”等。
 
  表一嘉靖《顺德府志·艺文志》所收本地学者编著一览
 

 
  注:上表已排除李吉甫《一行传》, 对于其他未明确作者的予以保留。
 
  上述只是明代官员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也非明代所独有, 但仍然对于认识明代士人群体精神特征具有启示意义。
 
  (二) 士大夫对待佛、道两教的思想倾向
 
  明代时, 佛、道两教在明代民间社会盛行, 影响了底层百姓对于儒家学说的信仰与实践。和官员士大夫对于儒学的重视和提倡不同, 民间显然并不热心于修缮学宫, 两志明代题记类文章经常会提到顺德府各地文庙、学宫多衰敝不堪, 另一方面各地方的老、释祠庙却宏伟壮丽的事实。如张叔安《重修任县学记》提及当时孔子“庙貌陵灭则无一人乐然挥金修之”, 佛、道道场却“天下之人见其寺宇陵替, 辄挥金改作, 冀为福田利益”[2]卷3, 这让地方官员在深感振复教化、维护道统之必要的同时, 也将问题原因归于佛、道对于正统思想的侵害, 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抵触, 对佛、道学说加以排斥, 称之为“异端”“异学”“邪道”, 对其大加挞伐。刘健《邢台县儒学记》:“自先王迹熄, 异端蜂起, 与吾道相胜负, 势不两立。圣贤君子病其害人心、伤风化, 恒排斥之……今去孔孟数千年, 而老子、释氏之害, 又非为杨、墨止于为我、兼爱, 其说开阖变幻, 其贤知之士未免贪生怖死之心者, 鲜不駸駸然入于中, 而况何谓愚不肖乎?”[2]卷3应该说, 这种心理倾向在明代士大夫中有广泛的基础, 成化初年, 邢台县知县邢伯玉就曾“籍境内老释宫之非古迹者百余区悉撤之, 遂取其材, 合所市者, 聚工以新学”[2]卷3, 反映了官方对于佛、道两教的态度和取舍。明代中期另一位士大夫崔铣在《重修沙河县学记》中也指出, 应致力于孔子之学, 而“世之浮荣勿慕, 宋元以来虚言勿习, 异学之僻谈勿惑”, 也是把佛、道之说斥为“虚言”“僻谈”[2]卷3。时人也有把儒家思想称为“人道”, 而视佛、道观念为“鬼道”者, 如明代中期思想家湛若水在《重修南和县厅记》中提出“人道即修, 鬼道乃革……是故人道盛而鬼道衰矣, 鬼道微人道显矣。人道显者, 舒阳以崇天, 鬼道微者, 翕阴以顺地。顺地者谓之义, 崇天者为之仁, 天地崇顺谓之至德, 仁义皆得谓之至治。”[1]卷21;[2]卷3在这部分士人看来, 人道、鬼道各司其义, “人道盛、鬼道微”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要避免本末倒置, 才能达到政教修举、国家治理的局面。可以说, 两志所反映的明代官员士大夫对于佛、道两教排斥和主张抑制的态度倾向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 这种倾向也势必会成为明代国家禁多次佛抑道行动的思想基础。
 
  (三) 政教理念
 
  政、教理念历来是传统社会士人学者反复探讨的问题, 这在两志文章中也有充分反映。首先是对学校重要性的认识。重教必先兴学, 两志文章对于学校建设重要性的强调不厌其烦, 把学校称为王政之“本”, 和教育直接相关的文章更是达到19篇, 居各题材之首, 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如吴沉《重建平乡县学记》:“先王之治, 建学为先, 学校之设, 所以立天地之心、生民之命, 继往圣而开太平者也。故学校之政修则人心以正、教化以明、人才以众, 民俗以美, 廉耻逊让之风行而乖争之患息矣。”[2]卷3王九思《重修顺德府儒学记》“学校伦理之地、人才所出, 为政之首务也。”[2]卷3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不少地方官员下车伊始即视察学校情况, 视修葺和建设学校为第一要务, 确实体现了官方对于官学的重视程度;其次是对施政理念的探讨。从两志有关文章看, “为政尚宽”是普遍认同的主流, 如陈音在《清风楼记》中提出:“污政溷淆, 清风涤之。猛政酷烈, 清风凉之”[1]卷21;[2]卷3, 又如王守诚在《亲民堂说》所提出的亲民之政:“省刑罚, 薄税敛, 亲之之政也。”[2]卷3至于许论《增建永济仓记》提出的“藏富于民”的思想, 也是以“尤其畎亩, 节其财力, 蠲其苛细, 作其恭俭”[1]卷21;[2]卷3的宽大之政为前提的。在他们看来, 宽政辅以教化, 是社会治理的最理想的方式。
 
  (四)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
 
  明代已进入近古时期, 虽然社会依然普遍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但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更加理性和进步, 也是不争的事实。如在“天命论”上, 明代人相信“运数”, 但也强调“人”的因素。雷霖在《修广源泉神祠记》借祈雨活动阐发了他的“天命观”:“所以致泉见雨降而有秋也, 是虽数也, 亦德之所感也, 虽德也, 亦人之所为也。伯益曰:‘惟德动天, 无远弗届’;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 信哉!”[1]卷21他虽然认为天有“运数”, 但又认为“运数”是变量, 人不能被动地等待“物极则反, 事穷则变”, 而是需要有所作为, 做到“天人感应”, 进而促进“运数”的转化。对于天文现象的认识, 明代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撖大经《月影辩》是两志仅见的天文学文献, 他在文中对前人所说月影为“地影”、“山河影”的假说提出了质疑例如, 其中一点是:“日行于天或正或侧, 当其体盈之候, 固莫定其弦之所向矣。自其亏候而观之, 宜其影之随时转移颠倒不常也, 今其痕迹乃悉随月体定向而不易, 又何耶?”他认为, 作为光源的太阳, 其位置是不断移动的, 其盈亏也是变化的, 月亮上的瘢痕形状也应该随着太阳位置的不断移动和盈亏而有一定变化, 否则“地影”说就不成立。他进而做出月影成因的推测:“月, 水之精也, 水之体则稍浊, 月中之影其渣滓之凝结者乎”[1]卷22, 虽然这个推测是错误的, 但认为月影的形成源于自身无异是正确的, 比“地影”“山河影”之说更接近真相。《月影辩》不但展现了相当的逻辑思辨水平, 也体现了明代在客观世界上的认识水平。
 
  三、两志对于明代文化习俗和地区面貌的记录
 
  两志明代文章对一些明代通行的文化习俗进行了客观记录, 反映了明代顺德府的社会图景, 也诠释了明代文化生活。如祈雨活动, 明代祈雨之风盛行, 每值大旱辄举行祈雨仪式, 而这种活动通常还具有官方背景, 其中更是掺杂了地域和利益因素, 因此有时祈雨也能变成区域联动。据万历志张延庭《创修赫山九龙王庙记》所记, 顺德府沙河县境内有赫山九龙王神庙, 每年由赫山所在的顺德府及周边大名府和广平府三地的知府于六月初六, 共同祭祀于该庙, 以期雨露均沾, 一并享受上天的恩赐, 而有关费用则由该庙所在地沙河县担负。另一种普遍习俗是“题纪”的文化活动, 明代时, 通常来说工程必有记, 记必由名人来题。题纪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则是多维度的:一是为后世留存事实和技术资料, 以供借鉴。如穆孔晖《南和县刘侯水利记》:“将久则澧水用以否未可知, 惧夫愈久将其法无从而迹”[1]卷21;[2]卷4, 题记目的就是将水利工程营造方略作为技术资料留存, 为后世类似工程提供参考;二是为了纪念官员政绩和功德, 如刻写《南和县刘侯水利记》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惧夫刘父之美无所考, 不纪之石将何以启后世”;三是通过题记也可以对后来人起到镜鉴和警示的现实意义, 使善政得以延续, 如万历志唐泽《平乡县三河堤记》所说“逮功已成, 劳已息, 数年之后, 官更事异, 凡前日艰辛之状, 不惟官不及知, 而民亦自忘之矣。其于是堤也, 宁无平其土以广地, 伐其木以为薪者乎?如是, 则前日之忧, 固足以致今日之喜, 而今日之喜, 亦足以来后日之忧也。…予为此惧, 乃撰其事, 刻于石, 以告来者。祈以时修之, 俾勿坏。”[2]卷4题纪的通行做法撰写墓志铭相似, 一般是先撰写“状”即梗概供题纪人参考, 有的还附有“图”。很多情况下题记还是一种有偿行为, 称曰“走币”, 据康海《重建邢台县学文庙记》记述, 弘治间邢台县文庙建成后, “邢台县学官诸生咸走币来京师, 请予为记。”[1]卷21;[2]卷3对于一些不良风气, 两志也提出了批评, 如对于民间在“孝道”观念上出现的滑坡, 两志如实记述说:“自世德下衰, 物欲胜而人心亡, 其于父母生而能养, 死而能哀者, 盖其鲜哉。”[1]卷21这些问题自然不是顺德府独有现象, 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廷要“旌孝”, 而明世宗只所以热衷议礼, 并亲撰《敬一箴》, 也很难说没有这个考量。
 
  两志的题记类文章含有大量明代顺德府各地城市面貌的信息, 这些文化印记今天大多已经无从观察, 对这些信息进行爬梳整理, 可以还原城市缺失的文化记忆。一是有关建筑规制的情况, 如唐山县学宫在明代中期时的规制为:大成殿东西八楹, 南北四楹, 东、西庑各十六楹, 明伦堂四楹, 明伦堂两旁各四楹, 东、西两斋各四楹, 两斋之下各有号房十六楹。明伦堂之南有“义路”“礼门”门屏四楹, 门屏南面“育英”“射圃”两门东西对峙, 各四楹。明伦堂的东面为神库、神厨和文昌祠, 西面为观德亭, 皆为四楹。大成殿之前为大成门, 最前面为文庙门, 文庙门之东为儒学门, 皆四楹。儒学门南面为泮池, 泮池左右为兴贤、育才二坊。大成殿中塑圣贤肖像, 墙壁粉刷白色, 礼器施以丹朱, 并供奉牲劳[2]卷3。又如嘉靖年间南和县衙规制概况为:“其中为堂宇, 其两为翼室, 其外为吏舍, 又其外为囹圄, 其前为门亭, 又其前为邑楼, 合为屋九十有奇。”[1]卷21;[2]卷3二是城市布局情况, 如谢旻《新建广便桥记》就记载了嘉靖九年任县城的大略布局:牛尾河从西折北穿城而过, 汇于澧河、滏阳河, 向北可直达京城。城中主要官署和机构沿河北岸而建, 自西向东依次为文庙、察院、县衙、府馆、马厂、仓廒、总铺、马神祠等, 朝阳街、大有街为河两岸主要街道, 居民逐河而居, 河上建有广便桥可通南北[1]卷21。三是有关城市风物。据载, 顺德府护城河有柳溪溪水注入, 护城河中遍植莲花, 夏天时, 满壕莲花, 一时盛开。从清风楼俯望, 可见“槐柳垂阴, 芰荷散馥”, 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南和、任县两地因水资源丰沛, 用之不尽, 民众也“往往导入隍沼, 养莲为娱”。又如那个时代的碧波荡漾的达活泉, “玉藻深中鸥鸟集, 锦鳞濯处浪花浮”, 这些成为那个时代邢台的美丽景观。其他还有很多类似信息, 对于这些只活在文献中的城市记忆, 理应做进一步梳理, 为今天的文化和城市建设服务。
 
  四、两志对于明代重要政治问题的呈现
 
  两志中的部分资料带有全局性, 和明代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息息相关, 是研究明代史的有价值的史料。如关于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实行的新法, 制度固为善法, 但执行层面却有各种弊病。王本固《郡司理武林陈公去思碑》通过顺德府乡坤的叙事角度, 为我们观察万历新法的实际执行情况及所引起的消极作用, 呈现了新鲜的切口和视角, 从而为我们全面认识新法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根据这篇文章, 万历新法的方向固然正确, 但张居正在指导思想上却犯了“方向操切”的毛病, 以至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不同程度地“过头”:对了应对新法, 很多地方奉行“唯指标论”, 一刀切, 搞极端, 将新法引入歧途, 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如新法强调施政效率, 在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凡谳狱者率取捶掠定其爰书, 率舞文巧诋, 竟糜烂人狱, 中即贤者亦多震慑, 二千石若藩臬大夫率有冤如山置不理”的情况;新法实行保甲法, 严格社会治安, 打击劫掠行为, 规定“盗起不发觉及觉而捕不满品, 夺其俸若秩, ”于是出现了“有司有掩良民为盗者, 不服立捶杀之。”;新法考核地方的财赋收入, 以至于“新法搜括宪使者赎金”, 于是就有“使者令郡尉、监四出稽查, 靡不仰指诬坐”的情况;新法注重节流, 于是地方上出现了“尽减损”的过头情况, 等等[2]卷4。这些资料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张居正的改革, 新法在执行层面的弊端, 无疑成为其以后被废除的主要原因。又如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 明廷已在弘治三年明令禁止镇守中官参与辖区司法活动, “命各处镇守官不得擅执军职及受理词讼, 从都御史秦紘奏也”[3]卷38。弘治三年五月壬戌条然而, 根据两志文中朱裳的一份奏疏, 正德年间山东镇守中官黎鉴除了采办贡品, 还“受状而逼要平人钱财”[1]卷21, 这就说明弘治年间所颁命令并非奏效, 在嘉靖年间彻底革除镇守中官制度之前, 明代并未真正摆脱了镇守中官插手司法的危害。再如明代的地方工程, 从两志看, 在程序上需首先征得巡抚和巡按同意, 有军事属性的设施还要征得兵备道的意见后才能组织实施。工程的费用来源, 其一为赃罚, 如天顺年间巨鹿知县张纪在重修文庙时即“阅民之疑狱可矜者, 俾就于赎, 经营图画, 不徐不疾”。其二为募捐, 吴沉在《重建平乡县学记》曾指出, 洪武七年建平乡县学, 县令王藻“即捐俸若干缗, 德彰复与好义者殚力劝募, 于是有财者乐输, 有力者愿役, 木石瓦甓之用, 无不备具。”[1]卷21除衙署官舍外, 其他工程不能动支地方财政的常项如均徭银等, 但是如果工程费用庞大, 也可以申请截留财政预算, 如万历年间顺德府城墙包砖工程用银两四万五千两, 即奏请动用了均徭、里甲两项银两以及本府龙岗、中丘两驿站的工料银[2]卷4。但这只是特例, 一般情况下实施地方工程仍然是“费出于义助, 力取诸逸夫”。这是影响明代民生改善的重要原因, 并会滋生怠政的官场风气。
 
  此外, 两志中还有一些和明代地方豪强、徭役制度等有关的史料, 从有别于正史记载的角度对明代一些重要政治问题进行了呈现, 有利于全面而深入地还原明代历史的本来面目。
 
  以上是对两志就文化和文献价值方面的一些粗浅认识, 实际上, 它的文化与文献价值还不止这些, 限于水平和篇幅不再一一列举。作为明代地方的典籍和文献集合, 两志不但秉持了艺文志保存文献的职能, 更为明代史研究贡献了新鲜养分, 为我们将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和人文精神塑造引向纵深开辟了路径, 提供了可能。重视和深入挖掘其文化价值, 对于当下我们所提倡的讲好城市昨天的“故事”, 传承城市文化根脉, 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无疑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明) 孙锦, 高汘.嘉靖顺德府志[M].邢台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据天一阁嘉靖刻本影印.
  [2] (明) 王守诚, 张延庭.万历顺德府志[M].邢台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清顺治八年李盛枝补版重印本影印.
  [3] (明) 刘健, 李东阳, 等.明孝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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