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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抗战时期的文化期刊《文章》

添加时间:2017-06-26 13:58 来源:寻根 作者:凌夫
  原标题:《文章》中的文学与文学之外的文章
  
  一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较早的文化刊物《文章》,上海文章社编辑出版,永祥印书馆发行。三十二开本,每期一百二十余页。封面设计池宁。共出四期,各期封面期号的标示及出版时间如下:
  
  第一期 封面标“创刊号”
  
              1946年1月15日
  
  第二期 封面标“三月号”
  
               1946年3月15日
  
  第三期 封面标“四五月号合刊”
  
              1946年5月15日
  
  第四期 封面标“第四期”
  
               1946年7月15日
  
  二
  
  《文章》的实际主编是吴天。范泉在《一段受尽磨难的艰苦经历--我在永祥印书馆工作的回忆》中记述:
  
  吴天,中共党员,原名洪为济,笔名方君逸。在1937年我编《作品》半月刊时曾经发表过他的报告文学《殖民地的故事》,用的是‘洪为济’的名字。当时他在马来亚从事抗日救亡和革命戏剧工作,组织和领导当地抗敌后援会。1938年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后,因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通缉,被迫回国,在上海转入中国共产党,继续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44年我编《文艺春秋丛刊》时,经孔另境介绍而来往,他曾为《丛刊》写稿。日寇投降后,我把他编的这一期刊,纳入编辑部计划,以文化综合性刊物的面貌出现。
  
  画家蔡若虹《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回忆他这位同学兼好友:扬州人洪叶,后改名吴天,当时上海美专学生会主席。“他年纪比我小,是一个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说话与走路都带有节奏感、颇有诗人气质的年轻人。”1949年后从事电影导演。蔡若虹说,“由于一次不幸的婚姻而发生了悲剧,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不久,吴天就郁郁不乐地与世长辞了。
  
  《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郭沫若、田汉、夏衍、陈烟桥、蒋天佐、景宋、周建人、赵景深、徐迟、魏金枝、周贻白、朱维基、凤子、李健吾、于伶、艾芜、蔡楚生、任钧、端木蕻良、吴岩、于在春、欧阳山尊、沙汀、许席珍、赵丹、史东山、吴祖光、王西彦、林焕平、叶以群等;作画(包括木刻)的有叶浅予、丁聪、新波、李桦、罗清桢、王琦、章西崖、吴作人、朱鸣刚等,大都是左翼作家和画家。
  
  于伶《既是有》一诗,其中有句:“既是有,那么多人共命运,/就别老是坐着诉说你的不幸。/振作起来,行,斗争!”
  
  这也是《文章》编者的态度。
  
  三
  
  《文章》创刊号《编后》说明:“本刊是以文化综合性为遵轨,以严肃的观点,用通俗的笔法,来尽推进文化运动的一点力量。”内容以文学艺术为主,文艺创作与评论并重。
  
  小说有《阴霾》(王西彦)、《独乐乐》(魏金枝)、《委屈》(艾芜)、《自由》(沙汀)、《五年》(叶以群)、《冰糖葫芦》(景宋)等,诗歌有《写在十二月九日》(端木蕻良)、《“活鱼们”的悲喜剧》(任钧)、《大地颂》(蔡楚生)等,散文有《宵禁解除之夜》(吴祖光)等,还有电影故事《江南恋》(赵丹)以及《苏沃洛夫》的传记连载。
  
  李健吾的《王德明》系根据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从第一期连载至第四期。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改编剧数量之多实属空前。一种是将小说、诗歌、电影等文艺形式的作品改编为话剧;一种是将外国剧作家的作品“改头换面”,成为一个新的作品。中国的剧作家选择有抗战意识的题材,诉诸历史隐喻,“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对民族抗战略尽微薄。这一时期,李健吾改编的剧本至少有九部。《王德明》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两部之一(另一部是根据《奥赛罗》改编的《阿史那》)。剧本以混乱的五代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忠臣的故事。李健吾说,上海沦陷之后,“我就绝笔不写创作,只靠改编外国剧苟且维持生活”.“王德明是五代人,我改时下了一番功夫,几乎等于创作”(1981年7月16日致柯灵信)。这部剧当时由黄佐临、柯灵等人组织的苦干剧团演出,佐临将剧名改为《乱世英雄》。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充分肯定李健吾对外国名剧的改编,他说,改编剧本“一般人以为并非完全创造,多不大重视。但李健吾的改编剧本,则当别论。因为他只借重原着的骨骼,完全以中国的风土,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氛围和意境。那是化异国风情为中土本色的神奇,不留一丝一毫的斧凿痕迹”(《中国新文学史》)。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评价李健吾:“他不是简单地译介引进,而是进行精当地吞吐取舍。他所改编的十多篇剧本,除努力发掘现实意义,注入时代精神外,还从剖析人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弥补了原作偏重于情节奇巧而忽视性格刻画的不足。同时,他十分尊重中国观众的民族审美欣赏习惯,使许多外国名剧从内容到形式都‘中国化’了”,进而指出“李健吾改编外国名剧的成就,为中国现代戏剧在与外国戏剧的联系、沟通中开辟自己发展的新道路积累了经验”.
  
  第一期蒋天佐的评论《上海文化运动之重振》,总结了从抗战开始到日寇投降期间上海文化的三个阶段的特点,阐述了胜利之后上海文化运动的四个问题,结语是要实现上海文化的重振,一个先决条件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蒋天佐(1913-1987),原名刘健,笔名史笃,江苏靖江人,当时为中共上海文委的主要领导成员。
  
  四
  
  《文章》关注的目光也延伸至文学之外的领域。
  
  周贻白的《中国戏曲中之蒙古语》、严工上的《尖团音杂谈》、胡朴安的《上海的三次光复》、张骏祥的《闹剧与伤感剧的导演》、尹之的《俄国舞踊的历程》、陈烟桥的《论文艺复兴期的绘画》、李绿永的《冼星海的创作道路及其功迹》、林轶今译的《英国的电影音乐》、许席珍的《一九四六年的美国影坛》等,涉及语言、舞蹈、电影、音乐以及绘画等多样内容。《石挥蓝马对谈》是两位演员的对话,他们是至好朋友,从儿时记忆说到演剧经历、恋爱家庭,亲切随意,坦诚率真。周建人的《螟蛉虫》、毛心一的《所谓活动房屋是怎末一回事》和许席珍译的《原子弹的制造经过及其幕后人》等科普文章,扩展了读者的视野。余伯约的《一个历史的错误扩大了》为时事讲话,分析了美国政局变化。村翁的《无奇不有的上海市参议员选举》,剪辑当时的报章,揭穿选举的“民主”真相。题材广泛,兼容并包,《文章》呈现了丰富多元的审美情趣。
  
  马蒙(吴天)的《中共领袖生活的另一面》,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介绍中共首脑。作者说:“好些写延安的书上写到中共的领袖,然而他们都偏重于政策政纲方面,只在‘总’的方面触及这些共党的要人,本文却想从侧面描画他们,虽然写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琐事。”文章写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三人的生活起居、衣着爱好、写作习惯、家庭成员,配发了多幅照片。
  
  毛泽东,白天睡觉,夜晚办公。“他跟别人一样住窑洞,不过他有三个窑洞。一间会客,两间卧室。他和他的太太江青(也就是一班人所熟知的电影明星蓝苹),还有一个女孩子就住在那儿。”“他老是穿着那套破旧的军装,不管到什么地方,开什么会都如此。大概是因为伏案工作的原故吧,棉军装的肘部都破了,看得见棉花,然而他并不介意”.
  
  周恩来,亲近的人叫他“胡公”.这是因为长征时他一直不剃胡子,长到垂胸。他“是个非常考究穿衣服的人。可是他的考究绝不是为了讲求漂亮或炫耀别人,而是为了整齐”.“注重礼仪,这是他的特点。”“他很喜欢跳舞,而且他的舞也跳得的确不坏。”“他为人彬彬有礼,极有风度。”
  
  博古(秦邦宪),“爱好文艺,勤于写作是颇为知名的”.“博古博于读书,精于典籍。”“他也精于麻将、扑克(扑克的各种各式的花样,比如五百分,Show hands,bridge……),甚而至于牌九等等,他无一不精,他有那种天才,极易获得那个诀窍以操胜算。”他打牌“也非常认真,这跟他做学问工夫一样,一点不苟且、马虎”.
  
  叶明的《英茵--她的奋斗和死亡》,记述英茵的故事。英茵是银幕舞台的双栖明星。英茵的男友平祖仁,国民党政府在“孤岛”上海的地下特工的负责人,被汪伪逮捕惨遭杀害。英茵支持平祖仁抗日锄奸的地下工作。平被捕后,她为营救奔走;平殉国之后,又为平的埋葬和家属的抚慰,不计安危,尽心尽力,最后毅然赴死。1942年1月26日爆出她自尽的噩耗。她以二十六岁的生命,写成一部“充满了爱与恨、黑暗与光明交织着的传奇佳剧”.着名作家郑振铎当年在上海见证了这段历史,也曾写下《平祖仁与英茵》,后收入《蛰居日记》。叶明文章刊出后,《文章》第二期《信箱》栏有《关于英茵的奋斗和死亡》,作者王重华自述是与英茵比较熟悉的朋友,“同情她,敬重她”.文章对英茵自杀的原因,有所补正。王文认为“真正而切实的原因,莫如用她自己所说的话来解释:‘我要休息。’她要休息,那是因为她感到疲倦,她对于生活失掉了自信,她对于困苦失掉了奋斗的勇气和毅力。这种自信、勇气和毅力是一直支持她走向胜利之途的。”话虽如此说,但一个弱女子以死抗争,这种大爱真爱,已是难能可贵了。
  
  怀宛的《海派周刊文坛内幕》是一篇很有趣味的文字。抗战胜利,上海很多小型报停刊,转而有一种十二开的方形、刊名以“海”字开头的周刊出现,销路很好,颇能赚钱,一时竟有七十种之多。彩色封面,有的甚至是彩纸印刷,招徕读者;专登消息式的新闻特写耸动耳目,女星奇闻、女伶艳史、汉奸丑史最为吃香,大卖噱头,登在封面以资号召。文章揭露了这类周刊的底细:“一般稿子的来源不外是,一抄袭,二变化,三造谣。”“这些制作的文章都有一个极引人的题目,使你掏出三百元买上一本,可是看完全文之后,和单看题目的功用差不多,因为除了题目那一句,其余大概都是空话。”种类愈出愈多,需要的稿子也愈来愈多,于是,“文章市场”应运而生。发行人、老板、编辑、写稿人都集合到茶室,“有的编辑会到一桌一桌去拉稿,有的写稿人也会拿了稿子到编辑人的桌子旁挨户兜售”.在这里“一手交稿,一手交钱,钱货两讫,当面交割”.南京路新雅茶店的二楼散座,就是周刊文坛的市场。
  
  “文章市场”实际上在抗战之前就已经出现。《存牍辑览》(范用编,三联书店出版)录存“二流堂”老板唐渝2001年致范用信,有言:“三十年代在上海永安公司四楼有个大东茶室,一些报刊编辑、写稿人每天下午四时都到这地方去‘饮茶',一壶茶,一碟点心,各人在此进行稿件交易,或约稿或卖稿,完了各人付各人的账。也可请客,小洋两三毛而已。”
  
  几十年之后,“文章市场”似又催生了“三联”人的灵感,推出个面目全新的“《读书》服务日”来。清茶一杯,蛋糕若干,加上新书展,与会的作者、读者尽兴而谈……
  
  五
  
  《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载,刊名《文章》的期刊有两种:一为文章社编辑,1946年1月创刊,即本文所介绍的《文章》;一为文章月报社编辑,创刊时间在1935年4月,也是三十二开本,一期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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