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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关于女性心理内生长的小说[现当代文学]

添加时间:2016-01-06 10:04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作者:刘军
摘要

一、小叙事与烟火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语境发生了沧桑巨变,不仅文学作为中心符号的地位迅速被市场、消费、媒介等概念所冲毁,即使是在文学界内部,处于威权地位的诸要素亦分崩离析,去中心化的多元叙事局面渐趋形成,这其中,小叙事的浮出水面即为重要表征之一。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占主导地位的叙事,它们被称为“元叙事”或“宏大叙事”。利奥塔进一步指出,后现代就是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和对宏大叙事手段的淘汰。故而提倡向“小叙事”转变,以此强调差异的合法化,“叙事学之变化,正在于文学研究中的标准化价值被多元价值和不可简约的差异所取代。这种差异不仅有文本之间的,还有读者之间的。”元叙事的消亡,差异的合法化,必然导致利奥塔所命名的小叙事、本土叙事、小身份叙事的崛起。按照利奥塔的观点,这样的小叙事再次发挥了前现代的语言游戏功能,它们“仍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而中国当下的文学,还处在“元叙事”和“小叙事”共存的局面里。“元叙事”在今天的文学书写中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拥有巨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市场的诉求,都可能成为新的总体性在左右作家的写作,从这个总体性出发,写出来的作品难以应对多元化的审美需求。叙事的创新肯定不能冀望于这种总体话语,而只能寄托于有更多“小叙事”、更多差异价值的兴起。小叙事中往往充溢着创作主体鲜活而真实的体验,以及此时此地的判断,这个时候,语言、文字书写与生活存在的敞开与关闭渐趋浑然一体的境地。

  河南位居中原,这一方前现代性占主调的厚土,似乎特别有利于宏大叙事的开花结果。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着强烈的现代性诉求,而现代性诉求恰恰是家国叙事的核心支点之一,中原写作的实践也积极回应了这种诉求,李佩甫之赋予乡土神圣性的写作方式,田中禾的启蒙叙事,墨白对个体精神困境的持续关注,等等,即为其例。相比较其他作家,乔叶更像一个异数,她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小叙事之路。一方面,她的几乎所有小说皆持有去道德化的色调,以此彰显生活现场自身的混沌性。新时期以来,作家笔下的“生活”遭遇了双重困境,或者道德化的想象处理,或者演变为提供“窥视”的消费主义景观。如此一来,远离了其自身的原生态而被抽象化或符号化。吴义勤在评议新生代作家群体时曾指出:

  “要重建‘生活’的形象,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首先需要从对‘生活’的非道德化向度开始。”乔叶敏锐地体察到道德体系在前现代性空间内的塌陷,笑贫不笑娼的日常现实下,生存之困、生存之重将道德说教挤兑得薄如蝉翼,再也没有一个居于一元的观念体系可以覆盖肉体和人心,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道德的高地业已沦入日常即可把玩的事物。《打火机》中余真与厅长的巧遇以及此后的大玩暧昧,《指尖花开》中姨妈不堪家暴回到娘家居住,竟然和父亲暗地里私通款曲,母亲和姥姥虽明知却加以接受,而小说的结尾,包括姥姥的出身亦真相大白,原来竟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转行从良的妓女,而母亲和姨妈皆非姥姥亲生,都是收养而来。这部中篇集合了诸多突破人伦禁区的要素,主体若不具备去道德化的自觉意识,如此情节组织则是难以想象的。类似去道德化的细节,在乔叶代表性作品中,也是随处可见。《最慢的是活着》中,我和祖母关于毛干部的一次谈话,祖母的率真以及所激发出的她对往事的深情回望,显然可以定性为祖母在后辈面前一次去人伦化的敞开;《拆楼记》对诸色人等内心利害算计的准确切脉,坦然接受人心世相复杂性的心理曲线,由此引发出众多灰色细节,甚至“我”也沉陷入具体的是非之中,为了维护姐姐的利益而展开非常人情攻势;《认罪书》中的金金,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临近毕业之际勾引有权有势的富家子弟,目的达成后又一脚踢开。深爱她的梁知离开她后,她在怀上梁知骨肉的情况下选择与梁知的弟弟梁新相恋并组成家庭,其从恶心理令人惊悚。为了拯救患有白血病的女儿,她不得不再次欲求怀上梁知的孩子,结果被梁新发现,直接导致了梁新的死亡。诸如此类,无论是大的情节逻辑,抑或是小的人伦细节,作者皆超越道德预设层面,细心绕过主题先行式的价值判断,以一颗平常心,也是世俗心展开世俗伦常的书写,借以传达让事实成为事实的自身诉求。

  另一方面,乔叶的小说中贯穿一种浓郁的烟火味。这个烟火味不单单是接地气那么简单,一般来说,接地气往往意味着创作主体对所处时代、生活环境的倾情姿态,意味着主体一旦进入其最熟悉的生活领域之后所拥有的自如状态。而乔叶小说中的烟火味不仅弥漫于细节和情节之中,不独其笔下的女性,甚至于各色人等,甚至于不怎么熟悉的生活领域,处处皆流溢出世情俗气的色调,凡俗地如此彻底,以至于烟火味成了其小说的一种独特气质和韵味。诸如她笔下的云平、尤优、陈双、王和规、祖母、金金、余真等人物,身份是乡村少女、小职员、打工者、乡村老人、基层官员等等,文字的雕刻下,他们活的或有滋有味,或烦恼或困顿,他们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熟悉的小社会么!分明是我们的邻居们、好友们、亲人们,当然也是每一个自己。在故事层面,其小说所触及的大多是一些小事件,诸如家长里短,人情攻略,恋爱吃饭,成家离婚等,稍微接近焦点的就是《拆楼记》中的拆迁事例了,而在涉及村民和地方政府的直接对抗的处理上,用的却是伏笔。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照片后曾写了这样一段话——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其中“低到尘埃里,并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成为年青人情爱表达的流行标识。抛开这句话的情爱内涵,以此来形容乔叶的写作姿态,甚为妥帖。“低到尘埃里”应和了乔叶进入生活里子的基本立场,这个立场是去精英化的,表征出彻底放下身段,摒弃文学书写中常见的他者化的基本态度,也因此,作家推倒了文本背后潜在的“我”与书写对象“他们”之间的墙,“我”与“他们”混融在一起。借助日常、朴素、简单有力的场景勾勒,使得乔叶避开了那些脱离现实的虚妄和高蹈,熨帖地弥合着小说和现实事件之间的裂缝,向读者吹去亲和力之风。任瑜曾以“世俗心和悲悯心”来评价乔叶的写作立场,笔者同意前半段的评价,对于“悲悯心”却有不同看法。悲悯情怀于作家群体而言,一般意义上可作为共通的品质而存在,而悲悯意识进入文本后,主体会不自觉地超拔出来,采用俯视或俯瞰的视角,这与乔叶“低到尘埃里”的态度明显不符。若评价乔叶的写作立场,难得的坦诚与一颗包容心似乎更为准确。“在尘埃里开花”对应着乔叶日常叙事的审美效果。所谓“开花”和化俗为雅无甚关联,恰恰相反,乔叶笔下雅与俗、美与丑、崇高与卑下的鲜明对立因素被悬置。除了有限的几个小说,如《取暖》《最慢的是活着》,美与良善交织出的亮色贯彻文本,大部分小说则直笔书写了市井生活中的伤害、丑陋、利害算计、小恶、从俗这些灰色主题,尽管这些主题漫溢于小说的各个角落,却因为乔叶采取了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态度,这些庸常的人性和世相人心得以以本真的方式绽放。《最慢的是活着》中有一段话准确地呈现了这种和解的力度:“奶奶,我的亲人,请你原谅我。你要死了,我还需要挣钱。你要死了,我还喜欢看路边盛开的野花。你要死了,我还想和男人做爱。

  你要死了,我还要喝汇源果汁、磕洽洽瓜子,拥有并感受着所有美妙的生之乐趣。”这段宣言式的文字传达出的是历经悲欢、看透世相后的生活哲学——活着的状态固然不够美妙,固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卑微和琐屑,却没有比活着更好的事情了。

  最后,从题材层面看,乔叶小说取材的宽广性如大河般,收容了千姿百态的溪流,以至于很难从中找寻某个源流的影踪。有学者曾以“底层叙事”来描述乔叶小说的题材特性,这种贴标签式的学术评议未免有点狭隘。底层群体,一般指向农民(包括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这两大类,在底层群体之外,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边缘群体,其构成有色情从业者、童工、鳏寡者、都市拾荒者、吸毒人员、传销下线、刑满释放人员、酒托、地下乞丐群体等等。与其说文学叙事偏爱底层群体,不如说文学叙事偏爱边缘群体,毕竟这个群体能够提供更为极致和锋利的人性指向。乔叶小说中,有不少题材涉及沦落风尘的妓女,她在创作谈中也屡次提及文本中的“小姐”意识。也有部分题材涉及进城的打工者群体,不过,总体来看,其小说的取材没有相对固定的取向,她总是随需随取地从生活的大缸里捞取各种食材,看菜下碟。宽泛而言,乔叶小说相对钟情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其中包含乡村少女、进城后转换身份的知识女性、女职员、沦落的小姐、女性打工者等。不过,女性涉及大的类别的确定,与群体的概念相去甚远。

  去道德化的指向,文本叙事中浓郁的烟火味,题材的宽泛性,这三种要素构筑了乔叶小说中小叙事的基本指向。如此一来,多层次、多向度的体悟与探察被建构起来,汇总成英·伽登所言的多重图示化面貌。

二、女性成长的镜像

  康德曾经坦言,任何一个个人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不过,文学作品不仅对于读者有着自我启蒙和自我镜像的作用,对于作家而言亦如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展开,作家对人的理解,在宽度和深度方面不断延展,一名出色的作家于持续的跋涉中终会遭遇“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卡尔在阐发“肉身”与“道”间的关系指出:“肉体不可思议,灵魂更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肉体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对于乔叶而言,《最慢的是活着》就是这样的节点,这部小说堪称其小说成长的标识。在此之前,乔叶津津有味地经营其小说的故事性,致力于呈现伦常生活混融性的逼真程度。这些小说虽然情采非凡、精彩耐读,却在气象、格局、深度方面有所欠缺,《最慢的是活着》却陡然跃上元气淋漓、澄明、敞开的层级。这部小说就主题而言,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带有强烈的精神自省性的特色,在此之前,无论是题材抑或对生活的透视,乔叶皆有相应的积累。短篇小说《良宵》就是其中的典型,下岗女工2床经历了丈夫的变心,生活的艰难,儿子的沉迷网络,压力之下,依靠同时干几份工作来维持家庭生计。晚上时段,是她到洗浴中心从事搓澡工的时间,有一天遭遇一对生活条件优越的母女,巧合的是,她们竟然是前夫的妻子和女儿,伤口就这样被重新撕开,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之后,她以最大的善良和忍耐包容了这一切。后来她渐渐祛除了作为搓澡工的羞耻感,从这份劳动中获得了充实和乐趣,以至于感觉在这里的每一晚都是良宵。这部短篇以精准的心理刻度描画了一位底层女性如何依靠自身的良善品质获取尊严以及如何自我拯救的过程,但在归类上,依然属于与生活和解的作品。而《最慢的是活着》这部中篇在艺术品质上有了根本的拓展,标志则是走向自我镜像的确定以及达成了“我”与“祖母”精神同构的关系。

  这部中篇的题目取自云南诗人雷平阳的诗句——人的一辈子最快的是死,最慢的是活着。小说的明线是豫北乡下祖母一生的轨迹,这位世纪老人经历过太多的动荡和变数,其中有饥饿记忆,有亲人的相继离世,有对叛逆孙女的不放心,有对家庭的尽心操持和辛劳。暗线则是不经事的“我”曾经施予她的敌视、排斥和距离,经过岁月淘洗,“我”在自我审视中最终又无限地趋近于她,送走了她衰亡的肉体之后,在自己精神和灵魂深处照见祖母的投射,“我”在洞见祖母之际,也洞见了自我的真实镜像。如作者所言:“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生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

  通过这部小说,文学史上一向被脸谱化的家长形象为乔叶所去魅和重建,不再是简单地新—旧间的对立,而是趋于契合和承继。祖母身上隐忍、牺牲、良善、醇厚、朴素的品质,乃中原厚土根部的颜色,经过乔叶朴素明净的文字照亮,如同春雨驶向原野,大地恢复了它本来的颜色。这里,祖母既是“家”的象征,也是“文化之根”的象征,拥有足够多的温暖抚慰彼此不安的灵魂。

  《最慢的是活着》有着乔叶小说少有的沉静品质,很显然,这部小说是作者在进入状态下身心合二为一后吐出的珠玉。在气韵、格调上氤氲着浑然一体的气质,恰能够对应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王国维先生曾言:“诗人之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部小说透出的作者的超然和平静,既来自其本人的进入之深,对家族历史,对祖母内心深处,对土厚水深的地域,对爱的本质以及人性的锋利剖面,皆入乎其内;又来自其本人的超越,乃了然于心后的生命同悲欢之境。之所以超越,源于作家本人精神自省性的深度,只有烛照得足够彻底,真正的自我才得以完成镜像投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自我—世界间的全新关系,恰如冯至的诗句:狂风暴雨后,才有这般清凉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小说真正切入了文学性的景观深处,抵达自由和肃穆的审美品格。

  其所结出的文学性果实,与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秘境相通。2013年刊于《人民文学》的长篇小说《认罪书》,相关女性成长的主题处理转向了更为深广的内生长领域。小说讲述一个从俗、从恶心理甚重的女性如何走向自我意识的成熟,从而获得自我救赎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叙事模式上采取了套盒式结构,“我”作为旁观者通过金金书写的内容,进入她的人生故事,而金金自身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进入另一女性梅梅的人生过往。“我”的方式是纸质的阅读,金金的方式是探访、口述,相同的一点是在寻找他者的过程中,这个他者的肉身已经离去。墨白在《手的十种语言》中曾以“死是生的开始”这句话作为小说叙事进程最显目的叙述标记,这句话放在《认罪书》中同样成立。这部小说延续了《最慢的是活着》中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掘进方向,与其沉静明朗的风格不同的是,《认罪书》将女性成长归置于一个沉重、绝望、暗色调的语境中展开书写。这是一部女性寻找耻感和独立,并最终获得自我拯救的小说。金金人生故事的开头部分,其性格内涵为乔叶前期小说诸多女性形象的集合体,早熟、叛逆、个性,在自我利益至上的驱使下,甚至有一点点“无耻”。为了争取县城医院的一份工作,她可以轻易交出青春和肉体,在省城,明知梁知有家室的情况下,极尽手段去接近他,捕获她。遭遇梁知的中途抛弃之后,已然有身孕的她使尽浑身解数接近梁知的弟弟梁新,以报复那段带有灰暗色调的爱情。她能够如此接近梁知兄弟,乃出自一个特殊的机缘,即她太像一个人了,这个人就是梅梅。

  梅梅是梁知的初恋情人,也是梁家的一员,与梁知却无血缘关系。这个特殊机缘激发起金金的好奇心,通过其盘根问底,梅梅的命运,以及上一代人的纠葛真相逐渐显露出来,梅梅和其母亲一样,皆是纯粹且笼罩着理想光芒的女性,梅梅之母死于特殊时代以及人伦亲情的双重催逼,而梅梅之死则缘于梁家共谋的结果。

  至此,从底层走出来的金金得以洞见上层家庭内部的衰败,这衰败的真相激发了金金身体内部潜藏已久的勇气和耻感,它也许来自母亲的一贯忍耐和牺牲,以及父亲(一个被赋予耻辱符号的残疾人)身上的无私和良善。也因此,在婆婆病逝,梁新和梁知兄弟相继自杀,女儿夭折的情境下,金金走向了另外一个自己,这里有生命个体本性的恢复,也有梅梅的精神投射。她在几乎所有人的鄙视中努力活了下来,为父亲立碑,为自己和梁远(梅梅的孩子)留下一本记录文字,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治疗,写完书稿,交给担任编辑工作的“我”,并嘱托将梅梅的骨灰与自己归置在一起,埋在梁知和梁新之间。面对人性的诸多暗面,乔叶迎面而上,她在书中写道:“以后的日子里,我曾无数次地想:底线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统一的底线吗?底线有多少个层次?那天在夜市上看到了千层饼,我忽然觉得:对很多人而言,底线就是千层饼,每个人都只取自己想要的那层。于是,此人的底线很可能正是彼人的顶线。而彼人的底线,也很可能正把另一个人踩在了脚下。”

  这部小说中密布各种的错与罪,这其中既有人性的卑劣之因,也有时代的裹挟之源。个人与时代相互激发与合谋,带给我们的是庞杂的体验与更加明晰的所得。另一方面,内蕴于文本的女性内生长过程,其本质上也是女性个体犯错与纠错的过程,其间的代价固然沉重,但是所寓示的女性独立、自省与勇气,给予人们的启示无疑是丰厚的。《认罪书》中书写了大量的死亡,并触及某种绝境体验,以人性的暗面和阴冷色调为基点,呈现一名女性逐渐走向大写并最终确立自我镜像的心路历程,在力度和厚度上皆越过《最慢的是活着》,虽然在审美品质上还有一定的芜杂性,少了点《最慢的是活着》内蕴的天然玉成气质,却也体现出乔叶本人小说书写的新向度。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认罪书》让人对乔叶有了新的期待,只有足够的复杂和多面,才能建立文本相应的宽度。

  借助文学叙事,在去道德化的语境中关注女性成长,乔叶非始作俑者。1990年代兴起的女性写作以及更早一些的女性作品,诸如王安忆的“三恋”等,在文本中将道德话语加以悬置,与之相关的各种话语或秩序也被架空,女性写作中的“成长主题”,被越来越多地嵌入到关于身体的欲望叙事中。“成长”作为生命经验的形成与展示,其中的历史内涵越来越被抽空,欲望气息却越来越浓郁。乔叶在营造去道德化语境及女性成长的关联度方面,则另辟蹊径。其重心并不在于凸显女性的性别角色,也不在于伸张身体、欲望的解放,或者打碎整体性的社会秩序,在一堆碎片中破旧立新。她着力透视个体在日常琐屑中的暗面,并通过线性时间中各种故事的打磨和笼罩,使得人物获得切实的经验观照,从中获取与生活最后达成和解的逻辑链条。和解不是个性解放,而是以一种包容的态度理解生活,接受生活,由单向度走向复杂的多维。《认罪书》中,金金特意带上烛火与贡品为父亲上坟的细节,颇富象征性。这种成长显然是依靠内心的宽阔度得以支撑。

结 语

  乔叶于2012年推出的《拆楼记》,是一部颇令人踌躇的作品。这部小说的面世与《人民文学》2010年所推出的“非虚构”概念有着撇不清的干系。个人史与大历史往往有着重叠之处,进三步然后退两步,相比较《最慢的是活着》,《拆楼记》在审美品格的建构上属于退两步之后的作品。这部作品在刻画众生相方面比此前的中短篇更加宽阔,笔法也更加圆熟,不过,依然没有摆脱“跟风”的嫌疑。且不言“非虚构”这一概念自身的历史生命力,《人民文学》作为“国刊”

  的地位,多少影响和制约了作者,使得她的艺术独立性遭受部分的削弱。拆迁问题作为当下中国社会进程中爆发出来的民生焦点,如果不触及经济关系和社会体制的深层透视,相关的小说必然会走向平面化,毕竟,纪实类文学作品,离开了准确和深度,很容易演变为消费时代的快餐品。《拆楼记》回到乔叶所熟悉的小叙事和烟火味层面,在具体处理上,既热闹又好看,若放在其创作历程上来考察,这部作品更多的是某一维度上的拓展,而非提升。如果乔叶没有写出《最慢的是活着》,相关定位也许是另一番样子,关键问题在于,乔叶已经树立了一个写作上的顶端,自然影响到对坡面物事的评述。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其作品中也隐藏着无处不在的女性视角,而为了服务于故事性的强化,刻意处置了这一视角的柔和度和曲线度,比较而言,其女性视角远远不如其他女作家笔下的棱角分明。不过,恰恰是因为女性视角的无所不在,造成其小说中的另一极,即男性形象的弱化,《打火机》中的胡厅长,《底片》中的窦新成,《认罪书》中的梁知等人物,性格呈现上皆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变化,尤其是梁知这个人物形象,时间的长度,事件的多元,场景的复合性,这些要素皆为其具备,完全有条件加以立体化。他在官场上拼杀的油滑和功利心,他对弟弟梁新的爱护,他对旧的恋情的念念不忘等,足以表征其内心的复杂度。可惜的是,这个多变的男性形象还是被角色化了,他中途抛弃金金,以及容纳金金嫁与自己的弟弟,这些事件背后的情理逻辑,相对模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这种模糊度或许与作家本人的女性意识和性别投射有着某种关联。如一位评论者所言:“乔叶小说中引发女性出轨的男性往往是女性欲望的投射物,或者说是女性心灵动向的对应物,他们所展现的形象只是他们在满足女性某一心理期求时的功能形象,没有自己完整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

  另一方面,乔叶小说中情节性较强的篇章,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有过分追求巧合的倾向。且不言罗兰·巴特之零度写作理论对当代中国小说故事化处理的影响,即便在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小说版图中,依靠大量的戏剧性要素以推动叙事进程的发展的小说,亦为鲜见。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故事性情节的核心要素是性格的构成和成长。过多地依赖巧合去推动故事情节的转与合,或者用来制造戏剧化效果,一方面体现出创作主体对人物性格的认知和确立出现了偏差;另一方面,类似桥段的设置也彰显出主体从众的某种考虑,即迎合消费主义语境中被过多影视剧和媒介内容集中轰炸下的读者所形成的猎奇口味。小说的故事性与巧合的设置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文学史上,欧·亨利的巧合型短篇小说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相比较,在厚度和气象上,孰优孰劣,乃一目了然的事情。而在另外的向度上,乔叶的几部氛围型小说,如《打火机》《防盗窗》《指甲花开》等,一旦进入心理场的建构,其叙述能力突然进入准确而生动的通道,这种心理铺展和描画的能力,是乔叶的强项。同时,这些氛围小说与其故事性强、烟火味足的小说既构成差异,也形成互补关系。

  综观乔叶这些年的创作道路,其叙事伦理建基于百姓生活的日常风情之中,包容了伦常的嘈杂、微小、卑下,如浮世绘般切入市井生活的肉体欲求与心理曲线,从而有别于诉诸现代性诉求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消费语境中某些女性作家的身体叙事和欲望叙事,由此建立了与生活共呼吸的有效通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乔叶小说中浓郁的入世情怀,表征出的是她的基本创作态度,也映射出其情感取向与生活智慧的优化组合。这种品质沉淀的愈久,则如黄宗羲言及之“光芒卒不可掩”。尤其她的关于女性心理内生长过程的小说,更值得期望。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这或许恰是文学的力量和辐射度所在了。

  注释:
  ①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学》,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②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③ 吴义勤:《自由与局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④ 任瑜:《乔叶小说的世俗心和悲悯心》,《文艺争鸣》2013年第4期。
  ⑤  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92、103页。
  ⑥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4页。
  ⑦ 王国维:《人间词话》,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00页。
  ⑧ 乔叶:《认罪书》,《人民文学》2013年第5期。
  ⑨ 吕东亮:《乔叶论》,《小说评论》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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