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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家庭层面下探讨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添加时间:2019-03-06 11:21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刘汶蓉
  摘要:文章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 在施瓦茨基础价值观的框架下, 分析了当下城市青年价值观的维度和特征, 并从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 城市新生代青年既表现出更趋开放自主的价值倾向, 又表现出更注重世俗成功和财富的价值倾向;既更愿意追求自我和冒险刺激的生活, 同时也赞同遵循社会规范和传统。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共存且同时增长, 表明社会转型期青年人充满张力的生活状态。
 
  关键词:城市青年; 施瓦茨; 基础价值观; 自我增能; 开放自主;
 

 
 
  一、问题提出
 
  价值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 关于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 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 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标的选择[1]。我们注意到, 在社会经济发展脚步放缓, 社会分化加大并逐步固化的时代背景下, 青年人对现世生活中个人奋斗、努力拼搏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日前“佛系”和“不值得”的戏谑文化广泛流行, 即反映的是当下青年人的心理困境和价值冲突[2][3]。回顾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可知, 多数研究聚焦于青年人对某类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评价, 如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家庭观念与两性伦理、求职中的价值理念、网络道德与行为、偶像崇拜、时尚与消费观、青少年问题与犯罪、爱国主义意识、国家认同与政治观念、社会责任意识、诚信与正义观念、宗教信仰观念, 等等[4]。相对来说, 对综合性的、反映普遍心理动机的基础价值观的研究较少, 而采用指标体系对青年人的个人价值观进行系统测量的研究更少。
 
  在青年价值观的代际变迁方面, 我国多数研究者持价值转向的观点, 认为当前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呈现出后物质主义倾向或后现代主义特征, 具有更强的主体意识, 追求社会生活中的自主和自立, 自我表达、民主意识、公共参与意愿更强, 主张可持续的、环保的社会发展理念[5][6][7], 对金钱的重视程度下降, 利他性社会行为的参与度更高[7], 更重视工作的内在价值, 对威望观的追求下降[9]。但也有研究有不同发现, 比如, 一项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显示, 80后比70后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更高[10]。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些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 除了英格哈特 (Inglehart) 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分析框架之外, 还需要在其他理论框架下, 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和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在施瓦茨 (Sohwartz) 基础价值观的指标框架下, 从自我增能、开放自主、遵循保守、自我超越四个基础价值维度, 分析当下城市青年人的个人价值观特征和影响因素。分析数据来自于“2016年上海青年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调查”, 分析对象为18~35岁的青年被访者, 符合年龄条件的样本共4043人, 其中出生于80年代的被访者占71.6%, 出生于90年代的被访者占28.4%;男性占43.6%, 女性占56.4%;学历为高中及以下者占18.4%, 大专占31.5%, 本科43.2%, 研究生6.9%;未婚者占34.5%, 已婚者64.2%, 其他婚姻状况1.3%。
 
  二、城市青年的基础价值结构和特征
 
  1. 基础价值结构的四个维度
 
  施瓦茨提出的人类基础价值观理论, 是截至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个人价值观研究模型, 得到世界上超过7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该理论从人的生理、交往和社会三大基础需求出发, 提出了人的十种基本动机类型和价值目标:普世关怀、仁爱、传统、遵从、安全、财富、成就、享乐、刺激、自主。经过数据拟合, 十种动机和价值可以按照两条坐标轴分类, 一条是衡量对自我利益和他人、社会利益的关注水平;另一条衡量对变化的接受和包容程度。两条坐标轴交叉, 将十种类型的价值观分属于四个象限:1) 强调自我利益、追求世俗成功和控制力的“自我增能型价值观”;2) 强调关注他人和社会福祉的“自我超越型价值观”;3) 强调思想、行为和情感的独立性, 以及接纳变化的“开放自主型价值观”;4) 强调秩序、自律和保持既有习俗、拒绝变迁的“遵循保守型价值观”[11,12]。
 
  国内既有研究显示, 施瓦茨价值观的两维四分假设在中国数据中基本得到验证[13][14]。因此,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直接采纳这一分类, 即将十种类型的价值观分属于四类, 在保守VS.开放这一维度上, 代表保守的是安全、遵从、传统, 代表开放的是自主、刺激、享乐;在自我增能VS.自我超越这一维度上, 代表自我增能的是权力和成就, 代表自我超越的是仁爱和普世关怀。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含了施瓦茨的基础价值中的10种动机类型价值观 (每个维度的指标和具体陈述参见表1) , 每个指标让被访者评判与自己价值观相符合的程度。分析结果显示, 十个指标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2, 整体内部一致性较好。如表1所示, 四个维度的指标内部一致性也均达到统计要求, 一致性系数从低到高分别是开放价值维度 (α系数为0.576) 、自我增能价值维度 (α系数为0.617) 、保守价值维度 (α系数为0.726) 、自我超越价值维度 (α系数为0.731) 。
 
  表1:18~35岁青年人的基础价值观:维度和指标描述

 
  注:选项值域为1~6, 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2. 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为直观, 我们将每个指标的1~6分的得分转化为1~100分的标准分。从四个维度、十个指标两个层次看, 青年人的价值观结构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 鲜明的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
 
  数据结果显示, 青年基础价值观的四个维度的得分排序依次是“自我超越” (73.8) 、“中庸保守” (73.4) 、“开放自主” (67.4) 和“自我增能” (58.7) , 其中前两个维度的得分非常接近, 显著高于后面两个维度。也就是说, 在青年人的价值结构中, 强调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收敛自我个性的“中庸保守”和“自我超越”类价值观是优势价值取向, 总体得分在73分以上, 远远高于强调自我利益、彰显个性、追求社会地位的“自我增能”和“开放自主”面向的价值观。
 
  对自我超越和保守类价值观的强调,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社会导向和中庸的文化心理。首先, 保守和自我超越观念规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而自我增能和开放观念规范的是如何表达个人的利益和个性特征[15]。对前者的强调大于后者, 表明被访者总体上更强调社会利益, 而非强调个人利益。其次, 从风险控制和自我安全保护的角度看, 他人导向的人倾向于压缩自我, 通过避免冲突和维持现状来保护自己, 而自我导向的人则追求自我扩张, 以积极地提升自己、使自我变得更强大来控制风险[16]。这与既有研究结果相一致, 比如大量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研究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也表明, 在个体主义文化下自由在价值观的排序中更靠前, 而集体主义文化下更重视安全[17]。
 
  既有研究认为, 强调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观会促进青年人向成年人角色的社会化;而普世关怀和仁爱观念有助于促进和维持与他人的合作和支持性关系, 安全、遵从和传统价值则会推动规范性行为、避免冲突、违背社会期待和群体规则, 从而有利于社会关系和谐[15]。所以, 社会导向和他人导向的行为动机, 是中国社会长期和谐、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
 
  (2) 强调当下生活的个人快乐
 
  从十个具体指标的均值水平来看, 十类基本价值观中, 上海青年人认同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是:享乐、普世关怀、传统、遵从、安全、仁爱、自主、成就、刺激和财富。其中, “快乐生活很重要, 要对自己好一点”的观念获得最高赞同, 列十项指标的第一名。从得分和赞同率看 (表2) , 十个维度的价值观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梯队。排在第一梯队的价值分别是“享乐”“普世关怀”和“传统”, 获得六成以上的被访者首肯, 得分在75分以上;第二梯队的是“遵从”“安全”和“仁爱”, 首肯率五成到六成, 平均得分70分左右;第三梯队的是“自主”“成就”, 首肯率四成左右, 得分为65分上下;而对“财富”“刺激”重要性的首肯率在三成以下, 平均得分54.3分, 列价值等级结构的最后。
 
  以“环保主义”为代表的普世价值观念获得高度赞同, 排序仅低于快乐主义, 总体样本平均得分78.4分, 列十项指标的第二。以“关心周围的人”为代表的仁爱价值观, 得分69.1, 总体排名第六。二者的差别反映出, 在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他人导向价值系统中, 离自我利益越远、超越性越强, 越具有道德价值。
 
  表2:青年人 (18~35岁) 基础价值观十个指标的得分排序和赞同率

 
  注:赞同率表示选择“5.比较符合”和“6.非常符合”的合计百分比。得分由原始均值转成标准分再转成1~100的值。
 
  在施瓦茨的泛文化价值观等级结构中, 十类价值观从高到低的排序为:仁爱、普世关怀、自主、安全、遵从、享乐、成就、传统、刺激、财富[15]。与之相比, 上海青年表现出更重视享乐和传统, 而自主性较弱。具体来说, 本研究数据的排序结果与西方调查数据相比, 有三大差异:一是自主观念排序明显靠后, 二是传统观念排序明显靠前, 三是享乐的重视程度显著更高, 排第一位。以2012年对罗马青年的调查结果为例[16], 与之比较,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上海青年与欧洲青年个人价值观的差异。首先, 自主在罗马青年人的价值等级结构中排前列, 而在上海青年人的价值等级结构中居后列 (第七) ;其次, 快乐主义在罗马青年人价值等级结构中居中, 但在上海青年居首位;最后, 传统在罗马青年人的价值等级结构中排后位, 但在上海青年那里排第三, 属于优先价值。有趣的是, 这些差异刻画出上海青年人“保守的快乐主义者”的形象, 追求生活享受, 不崇尚创新和个性张扬, 重视传统。这一结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上海经济压力大、社会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 又或者是长期的政治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惯习, 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三、城市青年基础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价值取向的阶层分化是目前研究的热点。本部分我们用多元分析的方法检视基础价值观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从个体人口特征和家庭背景两个层面探讨青年基础价值观的影响因素。在年龄群体差异方面, 我们采用代际同期群的方式进行检验, 鉴于代内文化差异的凸显, 我们将80后与90后按照五年一世代进行分组[21], 考察新生代青年人的价值观与70后的差异, 以及80后和90后青年人内部的世代差异。
 
  1. 变量选择和操作化
 
  (1) 个体层面解释变量
 
  个体的人口学特征会影响其需求和动机。既有相关研究发现, 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是影响个人价值观念的重要影响变量。在性别方面, 女性对同情 (关心他人的福祉) 和意义 (发现和追寻生活目标方面的哲学思考) 方面的价值重视程度显著高于男性, 而男性重视物质主义 (强调物质利益和竞争) 方面的价值[22]。在施瓦茨个人价值的群体差异方面, 既有研究显示, 男性较开放而女性更为保守, 男性更具自我增能方面的价值观, 重视追求成就、权力;女性则更具自我超越的价值观, 重视大同主义、仁爱价值观[23]。另外,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刺激价值观, 降低传统、安全、遵从价值观的重要性[24]。与低收入者相比, 高收入者的自我导向、成就、权力价值观均比较高, 而传统价值观和安全价值观较低[25]。
 
  因此, 本研究的多元分析将纳入性别、教育、收入、婚姻状况这些通常控制的个体人口特征, 除此之外, 还纳入了中国特有的重要影响变量, 包括户籍状况、独生子女身份和政治面貌三个变量。
 
  变量操作化如下:性别 (男=1, 女=0) ;受教育水平 (1=初中及以下;2=高中/技校/职高/中专;3=高职/大专;4=本科;5=硕士;6=博士;7=博士后, 定序变量) ;收入 (连续变量, 千元/月) ;婚姻状况 (定类变量转换为三个虚拟变量, 初婚、未婚/同居、离婚/再婚/丧偶, “初婚”为参照组) ;户籍 (上海户籍=1;非上海户籍=0) ;独生子女 (是=1;否=0) ;政治面貌 (定类变量转化三个虚拟变量, 群众、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民主党员, “群众”为参照组) 。
 
  (2) 家庭层面解释变量
 
  大量的研究表明, 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可以预测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 特别是父母对学习灵活性和自我导向的重视程度, 且世界多国的研究发现“惊人相似”。家庭背景对个体价值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 一是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地位, 二是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分层研究显示, 复杂的、非惯例性质的、受监督较少的工作者更重视独立性技能, 如责任心、好奇心和自我导向价值观, 而那些从事惯例化的和受密切监督的工作者更重视对权威的服从, 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会采取严格限制自主性的子女教养方式[26]。库恩的研究表明, 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在子女教养方面越重视思考、好奇、自控力和快乐等品质的培养, 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母亲更重视子女的服从、整洁、干净等行为习惯的培养[27]。拉鲁认为, 中产阶级家长在子女教育上较多采用“协作培养”模式, 秉持权威型教养方式, 培养出来的子女具有较强的说理和协商能力;底层阶级家长则多采用放羊式的“自然成长”模式, 倾向于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 培养的子女更尊重权威[28]。
 
  “自足假设”是家庭经济条件影响价值观的主要概括。该假设认为, 高收入可以获得物质和服务, 以满足个人生活所需, 减少对他人的依赖[29]。高收入父母拥有宽敞的住房, 居住社区更安全, 有私人汽车接送孩子、参加活动, 有钱送孩子参加各种学习班、课程、夏令营等。这些条件导致高收入父母有很强的独立感, 很少感到需要他人帮助。相反, 低收入父母因为住房拥挤、社区不安全, 交通不方便, 处处感到必须依赖与他人交往才能获得资源, 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 因此, 低收入者与他人更亲近[30]。有研究显示, 高收入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更不愿意求助;更少参加社交 (与人交往) ;作为父母, 与子女互动的时候很少考虑实际生活目标[31]。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在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 我们的多元分析主要纳入母亲的受教育水平、职业阶层和家庭经济状况三个变量。其中, 母亲受教育水平是一个8级的定序变量 (1=未接受过正式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5=技校/职高/中专;6=高职/大专;7=本科;8=硕士/博士研究生) ;母亲职业等级, 我们参照相关既有研究对中产阶级的分类[32], 将母亲职业阶层分为中上阶层、中下阶层和底层三个类别, 进一步转换为三个虚拟变量, 底层作为参照组。中上阶层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股东。中下阶层包括: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基层管理人员、办事人员、普通工人、军人、个体户小业主。底层包括: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 ;家庭经济状况主观评价 (将5级定序变量转换为三个虚拟变量, 较差、一般、较好, “较差”作为参照组) 。
 
  2. 数据分析结果和讨论
 
  表3列出了个体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和影响因素的OLS模型分析结果。首先, 我们看到, 80后与70后在四个价值维度上都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但85后开始与70后在自我增能和开放自主显示出了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与70后相比, 在控制了个体人口特征和家庭背景特征之后, 85后世代的自我增能得分高2.9分, 90后世代高3.5分, 95后高6.0分;而开放自主维度上, 85后比70后高3.8分, 90后高3.7分, 95后高4.4分。
 
  其次, 在遵循保守和自我超越两个价值维度上, 80后、85后、90后、95后均与70后相比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同等条件下, 新生代青年人与70后相比, 虽然得分普遍更低, 但最大的差距也不到2分。
 
  另外, 为了详细说明不同变量对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不仅仅限于四个维度的分析, 对十项具体指标也同时做了回归分析 (因为指标太多, 结果未列出) , 以便进行详细说明。
 
  表3:青年人基础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和影响因素 (OLS模型估计)

 
  注:*p<0.05, **p<0.01, ***p<0.001;B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E是标准误;N=3914。
 
  (1) 个体人口特征对价值取向的影响
 
  表3的结果显示, 个体人口特征对基础价值观四个维度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影响, 而是不同变量对不同价值维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与相关既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如表3所示, 性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我增能维度, 男性与女性相比, 显著地更注重成就和财富的追求, 但在其他三个维度上, 男性和女性没有显著差别。进一步对十项具体指标做回归分析发现, 同等条件下, 共有五个价值观念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 男性在成就、财富和刺激三个倾向上分别比女性高3.1分、2.7分和2.1分;而女性则在享乐、环保两个倾向上比男性分别高出2.5分和1.5分。
 
  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 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保守和传统的价值倾向, 相反, 对遵循保守和自我超越价值倾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十类价值观的多元分析结果显示, 教育显著提高了环境保护和遵从价值倾向。但在开放自主维度, 教育虽然促进了自主、享乐价值观, 但显著降低了刺激的价值倾向。这与西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出入。
 
  收入的影响。与既有研究结论相一致, 本研究也发现, 个人收入与自我增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对开放自主价值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传统保守价值观并无负向影响, 表明传统保守价值在全社会不同人群中的共识。进一步对具体十种价值观进行多元分析的结果显示, 个人收入显著促进的价值观念是财富、成就和刺激冒险, 与“自主”呈正相关关系, 与其他六项价值观无显著关联, 但需说明的是, 和既有结论不一致的是, 个人收入与安全价值观念的相关系数不显著但为正向关系。
 
  政治身份的影响。除了自我增能维度, 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身份对其他三个维度的价值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查看十类具体价值观可知, 除了刺激和财富两个指标, 党员/团员身份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同等条件下, 与群众身份的青年相比, 党员/团员青年的仁爱价值倾向高4.4分, 环保价值、传统价值倾向高3.5分, 自主倾向高2.9分, 享乐价值倾向高2.4分, 安全价值倾向高2.3分, 成就和遵从的价值倾向都高2.2分。多元分析结果还显示, 民主党派青年与政治身份为群众的青年人在任何价值维度上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总体来说, 党员/团员青年对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宣传的社会价值理念高度赞同。
 
  户籍的影响。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相比, 遵循保守、自我超越和开放自主的倾向都更强。对十项具体指标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同等条件下, 上海户籍青年与非上海户籍青年相比, 安全价值倾向高出4.3分, 成就价值倾向高出2.5分, 享乐价值倾向高出3.2分。而其他七项指标在户籍上并无统计差异。也就是说, 与外地户籍的上海青年相比, 上海籍青年表现出更多的安乐倾向和成就、自我实现倾向。
 
  独生子女的影响。从四个维度看, 独生子女仅在自我超越上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进一步对十项指标做回归分析可知, 在自我超越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环保价值倾向上。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环保价值倾向低2.3分。更为重要的是, 独生子女在开放自主维度的三个指标上有不一致的表现。在同等条件下, 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享乐价值倾向低2.1分, 刺激倾向高2.6分, 自主倾向低1.6分。这些结果与我们对独生子女“娇惯、任性、自我中心”的媒体形象有一定的出入[33]。独生子女表现出来的对安逸生活、张扬个性的排斥, 对刺激生活的追求, 是否是该群体对自我生活的反思, 仍需搜集更多资料加以研究。
 
  (2) 家庭层面的影响
 
  首先, 家庭经济条件对四个价值维度都有显著影响。如表3结果所示,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与较差者相比, 在自我增能维度、开放自主维度、遵循保守维度和自我超越维度上的得分分别高出8.7分、5.1分、3.1分和3.8分。在自我增能维度上, 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者也比较差者的得分显著更高。
 
  进一步对十项具体指标做回归分析发现, 在同等条件下, 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被访者相比,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者在九个价值观指标上都显著更高。仅在安全一个价值观上没有显著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的指标包括:自主、刺激、成就、财富。经济较好者与较差者相比, 指标得分分别高出6.1分、6.7分、5.3分和12.1分。仁爱、环保、遵从、传统四个指标在0.01水平上显著, 经济条件较好者比较差者得分分别高出3.9分、3.7分、3.9分和4.0分。另外, 享乐指标在0.05水平上表现出差异, 经济条件较好者比较差者得分高2.5分。
 
  与西方研究结论相比, 家庭经济条件提升既显著正向促进对世俗成就和财富的追求, 也显著促进对自我超越的价值倾向, 既强调对自主创新和个性的追求, 也强调遵循社会规范和保持传统。我们认为, 在当前中国快速转型的背景下, 个体的不安全感仍很强烈, 个体对生活安稳和享乐的追求是普遍性的需求, 在此前提下, 相对富裕的生活环境为人们追求自我、权力、财富、成就等提供了机会和途径, 因此进取的动机也更强烈。这与西方国家长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下的价值观念更迭不同。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长期的集体主义文化影响, 强调人际联结和他人导向被视为符合道德的标准, 因此, 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被访者可能是出于对道德优势的追求而在主观上更强调传统、仁爱和普世价值。这与西方社会的收入更高的人更强调独立和人际隔离的个体主义文化相区别。
 
  其次,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非常有限。从价值四维度看, 母亲受教育水平完全没影响, 母亲职业阶层地位的影响仅体现在自我增能维度上。进一步对十类具体价值观的考察发现,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被访者的自主价值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母亲职业地位处于底层的被访者相比, 处于中下层的被访者自我增能倾向更低。其中, 自主的价值倾向得分低2.5分, 成就价值倾向低2.7分, 仁爱价值倾向低1.9分, 享乐价值倾向高出1.7分。另外, 十个具体指标的比较显示, 母亲职业地位处于中上层的被访者比处于底层的, 在刺激价值倾向和环保倾向上得分更低, 分别低3.5分和3.7分。
 
  概括来说, 以上的结果仍然趋势不明, 家庭阶层地位影响的稳健性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研究的数据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教养惯习的阶层分化结论, 因为家庭背景对青年价值倾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条件带来的差异。如洪岩壁、赵延东的研究表明, 所谓的阶层固化也主要是经济资本构筑的壁垒而已, 不同阶层尚未在内在性情上呈现显著区隔[32]。
 
  四、小结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青年人通常被称为新生代, 特别是出生于1985年以后的青年人的基础价值观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群不同, 不仅源于生理年龄和生命周期的差别, 还源于他们成长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有巨大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西方经典的价值变迁理论相比, 中国城市新生代青年人的价值倾向具有矛盾性。在施瓦茨价值框架下, 数据分析表明, 新生代青年既表现出更趋开放自主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同时, 又表现出更注重世俗成功和财富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既更愿意追求冒险刺激的生活, 同时又更赞同遵循规范。同样, 在个人教育、经济收入、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方面, 也表现出与西方既有研究有一定的出入。这些看似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共存且同时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城市青年人充满张力的生活状态。在宏观环境上, 城市新生代青年身处经济高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快速更迭、文化日趋开放和多元, 家庭物质环境相对充裕、亲子关系相对民主, 这些因素显著提升了这一代人以自我实现为目标的需求动机;但另一方面, 学业和就业竞争激烈加剧了自我实现的难度, 而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和冲突也带来了个人选择的困境, 商业化和消费主义浪潮对金钱和世俗成功意义的过度宣扬, 让这一代人被巨大的不安与焦虑感包围。近年来被热议的阶层固化趋势, 更让身处大城市的青年人充满挫败感和无意义感, 加深了消极、被动、顺从的生活态度。
 
  最后需说明的是, 本研究中的享乐主义指标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研究, 这与我们问卷上的措辞相对温和、正面有关。本次调查题目是“快乐生活很重要, 要对自己好一点”, 而英文中用的是“spoil oneself”, 世界价值观调查翻译的是“惯着自己”, 高志华等人的研究中翻译的是“宠爱自己”[14]。显然, 我们的措辞去掉了原来的负面意义, 因此被访者接受度大幅提高。因此, 要想获得青年个人价值观可靠的横向、纵向比较结果, 仍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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