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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制度性赐予军赏财政行为解析

添加时间:2018-08-15 14:02 来源:未知 作者:优选论文网
  摘要:宋代内藏库, 是皇帝频繁赐予诸军钱物的重要财库。宋代内忧外患境遇下军费开支的膨胀, 加之皇帝笼络诸军实现权力集中的主观政治诉求, 使得内藏库支付军赏钱物, 成为一种近乎日常化的财政行为。由内藏库支付北宋南郊军赏的常规财政行为, 到南宋设置内藏性质的激赏库, 内藏财政系统制度化支出军费的路径最终形成。作为透析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财政的重要视角, 内藏财政这种制度性赐予军赏的财政行为, 暗含着宋代军事政治的价值取向, 反映了中央财力下行时皇权影响不断下行和国家权力不断集中的现象。
  
  关键词:宋代; 内藏库; 军事财政; 军赏;
    
  事实上, 内藏财政的支出关系着宋代内藏财政作为国家财政的性质该如何解释的问题。我们知道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支援计司缓解军费压力, 但内藏财政这一支出并不以国家财政正常支出自居, 而是总要冠以皇权属性, 彰显皇恩浩荡的特征。尽管如此, 内藏财政近乎制度性地赐予军费, 却遮掩不住它在军事财政中的重要性。宋朝皇帝频繁赐予地方驻军及边防军镇钱物的财政行为, 实际上是种内藏常规职能的体现。不过, 这种有别于内藏库日常支助计司解决军需的财政行为, 表面上是种例外财政支出, 当它制度化地成为皇帝抚恤军将的手段之后, 便演化为常规军费的一种, 兼具皇帝对兵权的控制, 乃至对军事行为的主观认同。有关宋代军赏问题, 学者们曾发表过诸多论述 (1) , 但谈及军赏来源的较少, 谈到内藏库相关问题的更少。笔者意欲对宋代皇帝近乎制度性地赐予兵将钱物的行为进行深层解读, 一方面弄清楚内藏钱物与赐予性军费支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分析军费支出中这种另类情况的财政意义。
  
  一、军事赏赐开支与内藏钱物的关系
  
  赐予性军费主要指军事赏赐类型的开支, 这种支出行为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用来彰显皇权圣德的财政行为, 似乎也是一种用于控制军事力量的有效政治行为。宋代的军事物质赏赐主要来源于哪类财库, 文献中并没有具体的记载, 但透过零散的文献条目爬梳, 我们发现内藏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宋代赐予性军费主要体现为两种情况, 一是南郊军赏, 二是军中赏赐。南郊军赏是宋代例行性军赏, 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郊祀赏赐的内容之一, 这部分赏赐与内藏库有一定的历史关系。据史载: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甲辰朔, 诏以来年正月一日诣玉清昭应宫, 与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圣号宝册, 又以十七日有事于南郊, 行恭谢之礼, 诸军赏赐并以内藏物充, 三司勿催促诸路钱帛, 诸州军监无得以修贡、助祭为名, 辄有率敛。[1]1988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乙酉, 权三司使马元方, 言来春大礼, 于内藏库假赏赐物, 准奉祀例, 内有杂色匹帛。内藏库言咸平、景德以来, 南郊悉不支拨, 虑他时为例。王旦曰:“初降御札, 令内藏给诸军赏赐, 时元方言职司岂无经度, 其赏赐且依旧借内藏金万两银三十万两, 钱七十万贯, 绢一百万匹, 余则三司规画。”上曰:“元方在三司, 谤议甚多, 何也?”旦等曰:“元方尽心公家, 然性卞急而寡思虑, 同僚异议, 多以丑言诋之, 此所以贾怨也。”上曰:“副使、判官中, 亦有英俊, 岂宜轻待耶!”居岁余, 卒以苛碎罢。[1]1995
  
  以上文献记载可见,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1016年) 五月, “诸军赏赐并以内藏物充”, 并非内藏库的日常支出行为, 至少内藏库在“咸平、景德以来, 南郊悉不支拨”, 权三司使马元方遭遇与僚属官员不和而贬官, 但马元方假借内藏库钱物或也是其贬官的重要原因。这种用内藏钱物支付南郊军赏的假借方式, 表面上与宋真宗轻敛百姓的圣德目的相冲突, 其深层原因还牵涉到天子私库侵夺左藏库钱物及宋真宗被迫支助军赏等 (2) .同时, 这次内藏库支付南郊军赏的财政行为, 标志着宋真宗朝开启了内藏在南郊赏赐中施展其财政职能的先河。另据史载, 在宋真宗退位的最后一年, 还曾下诏此后每年应付南郊支用的绫罗、锦绮、鹿胎、透背、欹正、生白、大小绫花、纱绢等物都要先期送纳内藏库寄存[2]6944.宋仁宗朝内藏库每岁收纳新铸现钱一百余万缗, 其中每岁返给左藏库及南郊赏赐钱便共出九十万缗[1]2683.而且除了现钱之外, 三司用于南郊的银、、绢、绮、绫、罗、纱、縠等, 也基本固定从内藏库支出[2]7745.宋神宗熙宁年间, 内藏库以赋入为主, 支出钱物更具条理化。自熙宁五年 (1072年) 二月起, 内藏库将原来“并三年一次支南郊钱一百万贯”, 修改成饶、池、江、建等州铸钱直接入纳左藏库, “更不令本库逐年退钱六十万贯, 并每次南郊支钱一百万贯与三司”[1]5602.这似乎表明, 内藏库现钱支付南郊赏赐的财政行为有所改变。不过, 尽管内藏库不再固定支付南郊军赏钱物, 但这部分钱物来源仍旧与内藏库有关。比如, 熙宁十年 (1077年) 宋神宗下诏批准转运司可借淮南东路坊场钱五万缗应付当年冬衣及南郊赏赐盐的本钱[1]6897.坊场钱在宋神宗朝曾是内藏库潜在收入的来源之一[1]7186, 因此不能说内藏库与南郊赏赐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至于军中赏赐, 文献记载中由内藏库直接支付的事例有限。据史载:
  
  元符二年春正月丁卯, 诏:“鄜延、泾原、熙河、环庆路见管军赏银绢不多, 虑缓急阙用, 特于内藏库支发银绢共二百万匹两, 赴逐路经略司封桩, 专充准备边事及招纳之用。内鄜延、泾原路各六十万匹两, 熙河、环庆路各四十万匹两, 仰户部交割计纲, 起发前去。”既而内藏库阙银, 以绢七十万匹贴支, 上止令应副五十万, 以封桩夏国岁赐绢二十万贴支, 因谕曾布等曰:“内藏绢才百万, 已辍其半。”布曰:“公私匮乏如此, 边事何可不收敛?关中民力困惫已甚, 泾原与熙河通接边面, 便须为休息计。”上欣纳之。[1]12043-12044
  
  这则材料表明, 内藏库直接支出钱物解决军赏不足, 其数量占了内藏储备的一半, 遂使得宋哲宗多有说辞, 显然也透露出内藏库与军中赏赐来源的关系。南宋光宗朝, 内藏库的储备多由封桩库补贴, 但其与军赏经费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密。有史料记载:
  
  绍熙二年正月十八日, 诏封桩库:“自绍熙二年为始, 将御前犒军会子, 依淳熙十五年例, 每年桩办四十五万贯, 分作四季, 各于孟月赴内藏库供纳。”[2]7179
  
  封桩库本来在南宋时期兼具内藏支助军费开支的财政职能, 从以上这条材料可见, 封桩库支用于军费中赏赐类的钱物, 名义上仍由内藏库支出, 这也说明内藏库应该是军中赏赐钱物的主要来源。有学者曾指出, 内藏库是宋朝皇帝亲自掌握的财赋, 其资金不仅用于皇室开销, 还常用于军费、赈灾、庆典、赏赐等军国大政上, 出自皇帝私人府库的赐赏更能强化官员效忠的信念[3]255.宋代文官俸禄优厚, 实为维系士大夫忠心的重要举措, 至于武将, 则“厚加犒劳、赏赐, 以慰悦众心”[1]5767, 同样是收拢人臣的重要手段。为表圣德, 宋代皇帝赏赐军中的钱物显然应该出自皇帝小金库, 我们从众多非日常化的皇帝赐予性钱物中着实看到了内藏库的影子。这些钱物标明支出源头的多为常平钱、免役钱、度牒等, 常平仓本钱大多出自内藏库 (3) , 免役钱则属提举常平司管辖 (4) , 原则上也属内藏库收益的来源之一, 而度牒收入现钱本来也应该属于内藏收入, 在南宋孝宗朝被划归左藏封桩库钱物来源, 左藏封桩库的赋入又多是节流自内藏库, 所以南宋时左藏封桩库常常拨出钱物支助内藏不足, 兼具内藏财政属性。由此可见, 宋代军事赏赐的经费来源与内藏库支出关系密切, 这也充分反映内藏库支助军需的职能。更值得关注的是, 军赏与内藏库之间这种相对稳定的财政关系, 直接形塑了赐予性军需开支的制度化特征。
  
  二、从郊赐到激赏:制度性军费支出的理路
  
  宋代南郊赏赐是一种制度性的财政行为, 郊祀时间及赏赐对象都有明确规定。宋人吕大防曾说:“国朝以来, 大率三岁一亲郊, 并祭天地宗庙, 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赐诸军赏给, 遂以为常, 亦不可废。”[1]11365由此可见, 南郊军赏应该是三年一次, 除此之外的皇帝赏赐钱物大多应该是随机的。内藏库作为宋代军费支出的重要来源, 其支出军费的主要模式是例外性赏赐, 这与其彰显皇权圣德的主观目的相一致,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从大量内藏库支付军费材料中发现, 内藏钱物用于军费的途径看似例外性赏赐, 事实却是制度性的常规财政行为。前文已谈到内藏库收管现钱固定支付三年一次的南郊赏赐, 南郊赏赐中除现钱以外的其他钱物也几乎都由内藏库支付, 因此内藏库支付郊赐钱物的制度性此不赘述。那么, 郊赐之外皇帝对军中的赏赐行为是否是种完全的随机行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对宋代军事赏赐的内容及种类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继而弄清楚内藏钱物支付军事赏赐的路径, 以及内藏属性的钱物支出如何用于军赏。
  
  宋代内藏库支付郊赐钱物种类较为繁杂, 除了每年入库现钱返还左藏库用于郊赐外, 几近固定化的银、、绢、绮、绫、罗、纱、縠等钱物支付也是其重要内容。事实上, 不独南郊军赏内容多元, 军中赏赐内容也十分宽泛, 除了常规的银、绢之类钱物赏赐之外, 以特支钱形式赏赐现钱的情况也十分频繁, 只不过军中赏赐比郊赐更为灵活, 没有固定的时间及固定的钱物种类。不过, 宋代军中赏赐的支付途径却非一成不变, 北宋军中赏赐钱物并没有固定的部门。武将因功受赏, 由内藏库、计司等财政机构支付钱物;兵士因功或犒劳受赏, 由路级财政机构、计司等支付特支钱, 或截留封桩、常平仓等钱物。南宋初年, 内藏库之外设置有御前激赏库, 即内藏激赏库, 专供犒赏将士及应不时之需, 宋孝宗初年更名为左藏南库。史载该库“移用皆自朝廷”[4]382, 其管理权几经变化仍归户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据笔者考证分析, 南宋左藏南库与左藏封桩库虽名朝廷财库, 本质上兼具内藏属性, 其职能与内藏库多有重叠[5].左藏封桩库是孝宗设置用来满足宗室消费和解决军需的财库, 但“至淳熙末年, 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 拨入内库, 或睿思殿, 或御前库, 或修内司”[4]383, 其财政职能基本上兼具了内藏库部分职能。由此可见, 南宋兼具激赏性质的左藏南库和左藏封桩库, 将军中赏赐钱物的机构制度化了。至于这些用来军赏的钱物如何支付, 史料记载同样繁杂。
  
  如前文所述, 北宋南郊军赏钱物大致由内藏库直接拨付给计司。南宋时左藏南库及左藏封桩库分割部分内藏财政职能, 加之左藏封桩库的主要职责也是奉亲和解决军需, 内藏库支付南郊军赏钱物的记载较为稀少。至于军中赏赐钱物, 北宋时期主要由内藏库支付给计司或各路转运司, 或从地方桩管内藏钱物中直接截留。内藏库支付军赏钱物多半面向支助角色而非责任角色。比如, 绍圣三年 (1096年) 正月二十八日, 宋哲宗下诏:“户部于内藏库支银绢各五千匹两, 度牒二千, 付钟传, 除赏激汉蕃弓箭手及往来干边事, 佗毋得关给。”[2]8984南宋时期内藏库支付军赏钱物的具体情况记载较少, 但皇帝却宣称内藏钱物多用于激赏将士。绍兴五年 (1135年) 闰二月二十八日, 宋高宗拿出内藏二千匹绢赏赐东京民兵, 尤云:“朕宫中未尝妄费, 虽内帑所有不多, 专用以激犒将士而已。”[2]2147绍兴七年 (1137年) 十二月十一日, 宋高宗又拿内藏钱物赏赐归化伪军士, 仍云:“禁中所有银绢等, 未尝一毫他用, 皆留赐将士尔。”[2]8912绍兴三十一年 (1161年) 十月九日, 宰臣谈论犒赏事时, 宋高宗仍自谓:“朕于内帑储备边钱, 士大不喻朕意者, 至指为琼林、大盈之比。顾朕虽积此, 亦何尝妄费一钱。向来拨一千万缗付外府, 而近日遣发军马及诸处犒设, 皆于是乎出, 岂不正资今日之用。”[2]8998显见零散的文献记载中, 也有内藏钱物支付军赏的例子。淳熙六年 (1179年) 七月十九日, 宋孝宗下诏:“两淮总领所支降钱付马军行司、建康府、池州、镇江府都统司, 两浙转运司支降钱付平江府许浦御前水军, 令各添支五口以上人外, 更于御前桩管钱内降钱付逐处军, 给赐口累重人一次。”[2]9094宋宁宗嘉定十一年 (1218年) 十二月五日, 有臣僚还回忆说:“中兴驻驿吴会, 亦且出内帑以佐调度, 以犒戍兵, 以济水旱。”[2]7144南宋内藏库支付军赏的确属实际情况, 因为祖宗遗训仍在, “诸军赏给, 并取嗣君处分”[2]1320, 南宋皇帝动用内藏钱物赏赐兵将应该没有问题, 只不过左藏南库和封桩库兼具内藏职能之后, 内藏库库存有限, 无力支付军赏时又要左藏封桩库来支助, 所以, 史料记载军中赏赐钱物多由以上二库支付。比如, 嘉定三年 (1210年) 四月十一日, 宋宁宗下诏:“兵兴以后, 旱蝗相仍, 物价踊贵, 都城尤甚。行在诸军, 宜加优恤。可于内藏库拨钱会共二十万贯, 支犒一次。照雪寒例倍支, 钱会中半给散。如不敷, 于封桩库贴降。”[2]9045
  
  南宋左藏南库和封桩库支付军赏钱物大致也分两种途径, 一是直接从各地二库桩管钱物中支取。南宋初年文献记载中屡见到“朝廷见桩管钱”内支付军赏, 应该也是指左藏南库或封桩库支付军赏。二库桩管用于军赏的钱物, 一般是制度化的专用经费。比如, 开禧二年 (1206年) 八月十五日, 宋宁宗下诏:“临安府抄估苏师旦物业, 约及百万贯, 多系馈遗所积, 令封桩库先次各总三十万贯付三宣抚司桩管, 专充激犒立功将士使用。”[2]9027嘉定九年 (1216年) 闰七月五日, 宋宁宗又下诏:“令京西、湖北制置司于本司见桩管行在会子内支拨三千贯付史忠, 充起发盘费。”[2]9046二是诏令或报提领封桩库所之后, 由封桩库直接支出现钱。皇帝下诏责令封桩库支出军赏钱, 在南宋时期非常频繁。比如, 开禧三年 (1207年) 正月十五日, 三省、枢密院上奏要求犒赏行在诸军, 宋光宗下诏:“令封桩库每名特支犒设钱两贯, 并以见钱支降。”[2]9044嘉定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宋宁宗下诏:“镇江都统司前军统制王明特转一官, 差充殿前司神勇军统制, 仍令封桩库给赐钱一千贯。”[2]9034嘉定十四年 (1221年) 三月七日, 侍卫步军司乞下菰西溪牧放人马, 入为骑军参加教阅, 应按教骑军激犒。宋宁宗下诏:“除本司自行支犒外, 令封桩库日下特支降官会七千贯付步军司, 更特与等第支犒一次。”[2]9047提领封桩库所是主管封桩库钱物收支的具体财政机构, 事实上, 无论是诏令封桩库支付军赏, 还是按犒赏需求报由封桩库所核实后支出, 提领封桩库所都是必须的责任部门。比如, 绍熙二年 (1191年) 二月三日, 宋光宗下诏:“为雪寒, 行在殿、步司及诸军, 可依已支雪寒钱体例, 更支柴炭钱一次。令主帅并所隶官司, 各日下将见管人实数保明, 报提领封桩库所, 并实时以见钱降付逐处, 当官支给。”[2]9044
  
  至此可见, 宋代内藏库支付军赏钱物是将例外性财政支出制度化的财政行为, 这种财政行为建立在内藏支助军需的主要财政职能之上。由内藏库支付北宋南郊军赏的常规财政行为, 到南宋设置内藏性质的激赏库, 内藏财政系统制度化支出军费的路径最终形成。
  
  结语
  
  宋代内藏支出用于军赏的财政情况, 直接反映出内藏库与军费之间的深层关系。宋代盛行的军事财政及国家财政的诸多特征, 都与内藏库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此, 对内藏支付军赏的探讨, 是较为直接深入了解内藏支助军需情况的入口。因为军事赏赐在宋代军事财政中意义重大, 宋太祖、太宗时立祖宗家法, 即以赏赐诸将来控驭军政, 赏赐性军费支出也成了宋代财政挥之不掉的压力。宋真宗曾与近臣论将帅时说:“选用武臣实难, 傥未尝更历, 则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众, 而优待者唯凝与王斌、王宪等数人, 每赐与绝殊伦辈, 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1]1335宋仁宗朝范仲淹、富弼曾上奏说:“我祖宗以来, 罢诸侯权, 聚兵京师, 衣粮赏赐, 常须丰足, 经八十年矣。”[1]3441宋仁宗晚年, 司马光上疏说:“当是 (宋太祖朝) 之时, 内给百官, 外奉军旅, 诛除僭伪, 赏赐巨万, 未尝闻财用不足。”[1]4746宋朝皇帝正是秉承祖宗遗训, 将赏赐钱物视为军国大事, 这也是宋代军事财政的政治基础。从宋代军事赏赐情况来看, 军赏本来应该是非日常化的例外财政行为, 但在宋代却成为军事财政的重要内容, 俨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财政行为, 尤其当我们探讨内藏财政与军赏之间关系时, 发现内藏财政用于军赏的支出, 在两宋时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又表现出制度化的相同之处。笔者在前文中已粗略理清内藏财政如何与军赏产生关系, 又是如何支付军赏钱物, 但仍有几点疑问需要交代。
  
  一是内藏性质的军赏钱物来源较之过去认识的内藏财政范围要更大, 传统视域里以财库主管方来划分钱物归属问题或许有偏差。笔者在探讨南宋内藏财政时已就梅原郁将中央财政三分的观点进行过驳论, 认为所谓左藏南库及左藏封桩库之类朝廷财库, 并非北宋元丰库的延续, 而是兼具了内藏库部分财政职能的内藏性质财库[5].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将内藏库和激赏库放在一起记, 事实上已认为激赏库兼具了内藏特征, 是与朝廷财库不同。但又把左藏南库和左藏封桩库分列来记, 这主要是此二库在后来曾更名为左藏西上或西下库, 名义上由朝廷主管。但我们在文献记载中也看到零星记载的“御前库”, 甚至和内藏库并列而言, 这种情况可能是书写之误, 按南宋人陈辅良所论中央财库分“户部”“朝廷”“御前”三类, 李心传论南宋左藏南库“本御前桩管激赏库”[4]382, 御前库至少应该属于内藏性质的财库。另外,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 内藏性质的军赏钱物应该以皇帝直接控驭为准。比如, 绍兴六年 (1136年) 五月十五日, 宋高宗给吴玠下诏:“赐钱一十万贯, 充随军激赏等使用, 令赵开于卖到户帖钱内支给。”[2]8996所谓户帖钱应该属于皇帝直接主管的钱物。绍兴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张浚曾言:“诸路州县出卖户帖钱, 元降指挥令都督府拘收, 非奉圣旨指挥不得支使。”[2]3979
  
  二是内藏财政的军赏开支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截留或侵夺计司钱物, 内藏财政在军事财政中具有重要意义。南宋人黄中尚曾云:“今天下财赋半入内帑, 有司莫能计其盈虚。”[6]835后人也多以此诟病内藏库, 甚至认为内藏库侵夺计司财赋是真正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凶。笔者认为, 内藏财政在宋代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它在国家军费开支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要明晰宋代国家财政紧张的主要源头是军费开支较大, 至于内藏钱物从最初节流自国家财政收入到后来固定赋入窠名的多元化, 这是国家财政制度的转型问题。据文献记载, 内藏赋入窠名里有坊场宽剩钱、榷货务收入及市易司息钱, 但这些钱物来源几经变化, 后来或部分被列为朝廷钱库财源, 或部分被划为其他内藏性质的财库财源。然而, 我们在讨论内藏支付军赏时, 往往又无法分清哪些仍是内藏支出, 甚至由于文献疏于记载, 而将内藏桩管钱物简单理解为朝廷桩管。有学者即指出:“北宋时河北边费除当地赋入外主要靠东南末盐钱, 陕西除当地赋入外主要靠解盐钞钱, 不够, 再就要靠内藏补助。此时期内藏财赋支往陕西者未见时人现成统计数字, 但从各处零散记载看, 数量颇多。”[7]59我们这里应该明晰, 内藏财政支付军赏或军费并不是单一由内藏库来完成, 南宋后期内藏库赋入有限, 外向型财政职能缩减, 但内藏性质的其他财库则同样承担着军需经费开支的重任。而不能像有些学者所论, 内藏库在南宋后期后勤军需中所起的作用不能高估[8]20.
  
  三是内藏财政与总领所支付军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是一种财权上行与财力下行的财政现象。有学者曾指出:“宋廷调拨沿边各路的财赋主要来源是:一是截留上供, 即原应上供的财赋留归本路支配;二是三司或户部调拨;三是皇帝支用内藏财赋;四是支用朝廷钞盐钱。南宋时设四总领所分管除行都以外的御前大军的供给。”[7]402上供钱物仍是内藏库重要赋入来源, 可见总领所支付御前大军及地方军队的军赏, 应该与内藏财政存在关系。按南宋钱物管理法, 私自截留上供钱物的总领所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乾道四年 (1168年) 十二月十四日, 四川总领所、夔州路转运司曾言:“夔路岁发上供等钱物, 支降盐、茶下逐州拘收, 自行变卖充本, 收买金、银、绢、帛起发, 偃折人户输纳数目。其州、军如有侵移、借兑、欺隐, 不行尽实偃折, 乞比附《擅赋敛法》科罪。”[2]6780淳熙六年七月十九日, 宋孝宗下诏:“两淮总领所支降钱付马军行司、建康府、池州、镇江府都统司, 两浙转运司支降钱付平江府许浦御前水军, 令各添支五口以上人外, 更于御前桩管钱内降钱付逐处军, 给赐口累重人一次。”[2]9040御前桩管钱本属内藏财政系统, 但在总领所及各地转运司支付军费不足时, 也会动用解决军事性赏赐事宜, 充分反映出内藏财政与总领所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 南宋有关总领所的文献记载中很少正面提及内藏财政, 此处不再过多着墨。
  
  综上所述, 内藏财政在宋代军赏中表现的制度性日常经费支出特征, 是透析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财政的重要视角, 借此可粗略了解到内藏军费支出是种日常化的财政行为, 这种财政行为背后暗含着宋代军事政治的价值取向, 反映了中央财力下行时皇权影响的不断下行和国家权力的不断集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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