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地图XML MPA论文栏目为您提供《系统论视角下中国协商民主建设分析》范文一篇,希望对您在论文写作的时候有所帮助
范文大全
您当前的位置:代写硕士论文 > 论文范文 > MPA论文 >

系统论视角下中国协商民主建设分析

添加时间:2019-08-07 14:01 来源:未知 作者:优选论文网
  摘要:十八大以来, 通过在各领域各层次努力地推动, 中国已建立起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协商系统。在协商主体方面, 中国共产党是协商民主的核心, 国家机关是协商民主的骨干, 广大民众是协商民主的基石, 党-国家-社会的主体结构已经锻造成型。在协商活动方面, 政党协商具有政治宏观性, 国家协商具有国家主导性, 社会协商具有内容直接性。政党协商、国家协商及社会协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 共同落实协商民主的理念与要求。在协商条件方面, 要让协商系统运转正常, 首先协商各方能够有平等机会提出自己的偏好要求及主张, 其次协商各方在提出过程中要以公共的理由去说服他人, 最后协商过程中协商各方要真诚以待。
  
  关键词:协商民主; 系统论; 协商主体; 协商活动; 协商条件;
 
  
  我国“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通过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单位等渠道, 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 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广泛协商, 以求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工作机制”[1].十八大以来, 协商民主已成为我国各群体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重要方式。然而, 目前关于我国协商民主的研究, 主要关注的是某种或几种协商民主形式, 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讨论协商民主内不同活动的特点及相互关系。系统即一组可辨识的、相互区分的, 但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的部分。它们通常有各自的功能和分工, 通过某一种方式连接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2]本文将在系统论视域下, 以我国协商主体为切入点, 进而讨论不同协商活动的内容、方式、特性及协商活动的实现条件。
  
  一、协商主体多元化
  
  行为主体是协商民主的基本构成要素, 协商系统离不开行为主体的行为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活动中, 行为主体众多, 包括政党、阶层、机构、团体、群众等。但在具体协商活动中, 尽管各方地位平等, 但也存在处于支配地位和主导地位的行为者。从此主导行为者角度出发, 能够更好地把握住不同协商活动的特点。具体而言, 我国目前已形成了党-国家-社会的协商主体结构。
  
  1. 中国共产党是协商民主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处于执政地位, 全面领导中国各项事业。“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1949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 实现一个又一个伟大目标,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博采众长, 广泛听取各界声音。“走群众路线, 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从群众中集中起正确的意见, 再依靠群众贯彻到实践中去”.[3]当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到, “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 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朝新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遭遇诸多难题。国内方面, 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如何优化调整?社会法治如何进一步转型?“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成功跨越?等等。国际方面, 随着中国的国家实力增强, 以前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日益收紧, 许多国家将中国当成矛盾的焦点, 中国与一些国家的摩擦日益增多。为更好地应对日益复杂的战略环境和格局, 实现中国复兴的伟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广泛收集各方意见, 聚集社会智慧, 而协商民主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便于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参与国事。因此,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其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2. 国家机关是协商民主的骨干
  
  尽管各类国家机关皆可采用协商民主, 但人大与政府是运用协商民主的主要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立法机关, 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我国政府则根据人大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令, 管理各种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和财政、公安、民族事务等行政工作, 发布决定和命令。中国各级人大与政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第一, 这是实现国家权力运行民主化的内在要求。作为国家的主人, 人民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我国《宪法》第27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5]第二, 这是实现国家权力行使科学化的现实需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面积广大的多民族国家, 而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国家权力运行的科学化需要深入了解实际情况, 广泛听取声音与意见。正是考虑到协商民主对于人大与政府日常工作的重要性, 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立法协商与行政协商。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 “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 开展立法协商, 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 “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6]
  
  3. 广大民众是协商民主的基石
  
  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过程中的产物, 是一种具体民主形式, 广大民众自然有权利去运用此种参与形式。此外, 相较选举民主而言, 协商民主更能协调好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 选举民主主要采取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方式。其运行的结果往往是多数人利益以压倒性优势对待少数人利益, 少数人群体的声音得不到有效表达, 社会内部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而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决定, 它是以协商为核心, 强调不同群体都能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意见。1978年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既有群体内部在分化的同时, 民营企业主、外企管理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群体的多元化, 人们的利益与选择日益多样化, 不同群体之间产生矛盾的概率也大大增加。而化解不同群体之间矛盾, 让大家和睦相处的关键因素在于不同群体能否有渠道表达其声音。协商民主则能够提供良好的平台给社会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协商民主模式下, 不同群体之间通过协商、对话, 各种矛盾会被化解, 社会分歧也会被弥合。
  
  二、协商活动多样化
  
  “协商系统不应仅仅被描述为一种结构或架构, 它还是一个动态网络, 由多元行为主体实施的复杂的行为类型所组成。”[7]在党-国家-社会的主体结构下, 我国目前相应形成了政党协商、国家协商及社会协商三种协商活动。各协商活动相应采取不同的协商形式与方式, 并彰显出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 政党协商偏重于宏观的高层政治议题, 国家协商则关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而社会协商则聚焦于基层的日常公共议题。
  
  1. 政党协商具有政治宏观性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就国家和地方重大事务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想法。政党协商既可以在中央层面, 也可以在地方甚至基层单位进行。如在中央层面, 政党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范;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 等等”[8].不管在任何层面, 政党协商的内容皆是事关全局的重大事务, 因此政党协商具有政治宏观性的特点。由于协商问题事关全局, 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能听取最广大人民的意见, 以集思广益。而政协涵盖中国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 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青联等主要团体, 以及民族代表、港澳台代表和其他社会各界代表等34个界别”[9], 因此, 政协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有效协商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当然中国共产党除通过政协外, 也可就特定问题, 直接与各界人士进行协商。不管通过何种渠道, 政党协商都需要确保参与协商的各界别人士及其代表的平衡。在保证充分代表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一般采取如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小型化协商方式, 因为此类委员会式决策, 正如萨托利所言, “允许选择的序列, 可以鼓励第二或第三选择为基础的协议”[10], 各界人士代表可充分反映所联系的群众的声音与意见。此外, 为让观点与意见能够阐释得更加深入, 中国共产党也会通过书面方式与各界人士进行协商。
  
  2. 国家协商具有国家主导性
  
  国家协商是人大、政府等国家机关为了实现更好的决策, 在行使国家权力过程中积极听取广大民众的意见。各级人大在行使立法权、决定重大事项时要广泛听取民意, 汇集民智, 确保每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决定决议的做出符合多数人意愿。如201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就明确要求:“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意见分歧较大的法律法规草案, 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论证、协商, 在各方面基本取得共识基础上再依法提请表决。”[11]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各级政府的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等各种行政行为也均需要纳入协商范围。由于各级国家机关活动呈现具体化及多样化的特点, 国家机关需要根据具体内容, 搭建不同的协商平台, 并与不同的协商参与者进行协商。需要注意的是, 为让协商活动能够富有成效, 国家协商过程中各协商参与方并不平等分享决策权, 需要国家机关处于主导地位, 由其确定议题、制定规则、启动程序、维持秩序、处理并反馈结果。在具体协商方式上, 各级人大与政府根据具体协商内容, 相应选择听证会、座谈会、协商大会、公民评审团、直接商谈等多样化方式。不论采取何种具体方式, 由于立法活动的法定性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性, 国家机关在主导协商过程中, 都要既保障参与协商者能充分代表“受决策影响的所有公民”, 又要考虑到国家协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协商任务。因此, 国家协商中需要采取随机抽样、利益相关者代表等方法招募参与协商人员, 从而在广泛参与和迅速高效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3. 社会协商具有内容直接性
  
  社会协商是我国民众通过个体化或组织化的方式, 借助于社区、企业、农村、社会组织等平台, 自由平等公开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以参与公共决策和具体细微的基层管理的活动。社会协商涉及的主要是与民众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事项, 譬如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改造等公共问题。由于参与内容具有直接性, 因此, 社会协商在参与方式上更加注重便利性, 希望利用搭建在身边的平台, 以便利广大民众参与。具体言之, 社会协商主要利用民主恳谈会、社区居民听证会议、职工代表大会等来实现各方参与协商。社会协商中以普通公民为参与主体, 协商参与能力差异较大。在协商过程中, 既有能积极参与、献言献策的公民, 也有大量人员虽有参与意愿, 但因受教育水平的限制, 既不清楚协商相关程序和规则, 也不能有效进行公共事务讨论。因此, 为让普通民众都能够有效参与, 在社会协商中需要实行主持人制度, 在不同参与者之间保持平衡, 避免社会协商被部分参与者主导, 从而保证每位参与者都能积极参与讨论。
  
  三、协商条件层次化
  
  在多元化的协商主体主导下, 各具特色的协商活动已形成, 丰富的协商方式也被采纳。可以说, 我国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协商系统。然而, 系统各部分如要正常运转, 落实协商理念, 协商各部分必须满足一定的协商条件。具体而言, 首先, 协商各方能够有平等机会提出自己的偏好要求及主张;其次, 协商各方在提出过程中要以公共的理由去说服他人;最后, 协商过程中协商各方要真诚以待。
  
  1. 参与平等是外在要求
  
  协商民主要求参与者在协商过程中不受外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影响, 其主要运用逻辑的力量来影响他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根本上保障了民众可以平等地进行协商。与此同时, 也要承认现实生活中我国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 甚至人们还处于一定的依附关系和从属关系。因此, 为让协商民主能够顺利开展, 需要消除各种非平等的外在限制性条件对于参与各方的影响。如在国家协商中, 国家机关必须依照相关规定开展协商活动, 公开相关信息, 确定参与协商各方代表的比例;国家机关不能利用其主导地位, 不尊重参与协商的各方;国家机关要保障参与各方都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 并平等对待各方的意见与声音。
  
  为更好地实现平等, 我国还应积极利用现代网络科技所带来的便利, 进行在线协商, 从而创建更加平等的环境。在线协商是一种依靠互联网实现的协商模式。它包括网上咨询、电子参与、在线协商民意测验、网上研究社区、交互式网上学习、公民网上论坛对话与聊天、网络公共听证, 以及利用协同性软件进行的集体决策等具体形式。[12]中共中央于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就明确支持鼓励协商民主建设探索创新, 其中, “网络”成为鼓励创新的重要方式。因为在线协商可以隐匿参与者的身份, 从而消除现实生活中不同人所存在的心理及地位差别, 让参与者能够畅所欲言。
  
  2. 公共理性是内在要求
  
  协商民主认为, 就公共问题最终所达成的一致是参与各方相互协商充分讨论的结果。协商的顺利运行需要参与主体具有公共理性能力。其一, 公共理性是一种理性能力, 具有理性的一般特征, 即“所有的推理方式---无论是个体的、联合体的, 还是政治的---都必须承认某些共同的因素:判断概念、推论原理、证据规则, 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否则, 它们就不是推理的方式, 或许只是雄辩或说服的手段。我们现在涉及的是推理, 而不单单是辩谈。因此, 一种推理方式必须把各种基本的理性观念和原则通合起来, 包括正确性的标准和证明标准”[13].其二, 公共理性还是公共的理性, 具有公共性。罗尔斯曾对此进行过分析, 认为公共理性是平等的公民就以公共善为主题的问题进行的公共推理。在此当中, 公共推理要求参与者采取公共性视角, 在对话过程中, 调整自身偏好, 修改自己的建议, 并接受对其建议的批判性审视。具体言之, 交往中, 参与主体要承担起“提供理由说服协商过程中所有其他参与者的责任”、“对其他作为理由和观点的理由与观点做出回应的责任”以及“根据协商过程提出的观点和理由修正各种建议以实现共同接受的建议的责任”.[14]
  
  为让协商各方在协商实践中能够运用公共理性, 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 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宣扬和普及平等、参与、对话、公共利益、理性、共识、包容、合作、妥协等基本理念, 为协商活动的全面深入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第二, 对于参与协商的主体, 还要进行专门培训, 以提高其表达能力、质疑能力、辩论能力等。第三, 协商活动要坚持公开性, 因为对外公开有助于增进参与者的公共意识。“用公共利益的措辞来表达论点比用私人利益更具有说服力。尽管实际上激励他们的是后者。结果, 他们最终被迫顺应以公共利益驱动的行为 (否则会丢面子) ”.[15]
  
  3. 真诚交往是行动要求
  
  在外在平等与内在公共理性兼备的前提下, 协商参与各方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 应与自身内心的意愿保持一致, 以诚待人。哈贝马斯认为, “作为一个成功的言语表达行动, 除了自身语言用语能够使人理解之外, 还应该在此交往的过程之中使得各个参与者能够达成理解, 这就要求我们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要具有真诚、真实等有效性要求, 并且能够使得双方都能够满足”[16].在协商民主过程中, 参与各方如不能真诚相待, 隐瞒各种信息, 则容易导致信息失真, 进而会导致协商各方误判, 不仅不利于协商的达成, 反而会导致问题的恶化和矛盾的增加。因此, 协商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各方开诚布公地提出不同主张, 真诚地相互交流, 即使暂时未达成共识, 也能让协商各方感受到各自的真诚。这有利于最终共识的达成, 也有利于各方认可接受最终的结果。
  
  为让参与各方在协商实践中能够真诚地协商, 需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 全社会要大力宣扬真诚互信理念, 强调与人交往时要真诚待人、将心比心, 着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第二, 协商活动要坚持公开性, 因为对外公开也有助于增进参与者的诚信意识, 提高协商过程中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公开透明能让参与者在公开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进行自我反思:是否已提供准确信息?是否存在隐瞒信息等不诚信行为?等等。协商参与者如存在类似行为, 将会受到其他参与方的指责及舆论的压力。
  
  四、余论
  
  众所周知,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包含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系统。选举民主以投票选举解决公共事务, 而协商民主以协商讨论解决公共事务。协商民主系统在发挥其独特功能后, 还需要与选举民主有机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 相得益彰, 形成合力, 从而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更加广阔的制度平台和参与渠道, 使人民民主得到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1]叶小文。推进协商民主, 走出民主新路[J].人民论坛, 2016 (9) :12.  
  [2]马奔, 程海漫, 李珍珍。从分散到整合: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 (2) :68.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66.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 (2017-10-27) [2019-03-10]. http://www. gov. 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 htm.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EB/OL]. (2018-03-21) [2019-03-10]. http://www. npc. gov. cn/npc/xinwen/node_505. htm.
  [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4-10-29) [2019-03-10]. http://cpc.people. com. cn/n/2014/1029/c64387-25927606. html.  
  [7]佟德志, 程香丽。当代西方协商系统理论的兴起与主题[J].国外社会科学, 2019 (1) :95.  
  [8] 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762-763.
  [9] 人民政协的组成和性质[EB/OL]. (2011-09-14) [2019-03-10]. http://www. cppcc. gov. cn/2011/09/14/ARTI1315989621567844. shtml.
  [10] 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260.
  [1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 2015-02-10.  
  [12]罗维。中西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6:193.  
  [13] 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51.  
  [14]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44-45.  
  [15]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39.  
  [16]卢阳。相互理解与互动世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 2018:6.
电话 13701839868
扫一扫
快速咨询官方微信
微信号:13701839868
优选论文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