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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

添加时间:2019-07-05 11:08 来源:未知 作者:优选论文网
  摘要:“干部积极干, 农户站边看”的贫困群体脱贫逆化现象影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通过田野调查发现,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发生逻辑首先在于小农理性下受利益驱使的农户形成争当贫困户的“自愿型贫困”, 造成贫困农户“不愿”脱贫;其次, 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资源匹配和脱贫行动选择方面因决策受限形成“边缘化治贫”, 造成农户的“不能”脱贫;最后, 贫困农户受贫困文化影响导致“精神贫困”, 造成贫困农户的“内卷化脱贫”.因此, 需要从增加贫困农户脱贫意愿和强化贫困农户内生脱贫能力两个维度来构建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
  
  关键词:贫困农户; 脱贫主体性; 脱贫意愿; 脱贫能力;
 
  
  贫困农户在脱贫行动中的主体性是最能反映当前农村扶贫制度效率与效果的因素, 不但体现了贫困农户在基层扶贫接点治理场域中的位置关系和作用发挥, 也是贫困农户自身理性下自我脱贫意愿和脱贫能力的集中体现。然而, “干部积极干, 农户站边看”及“争当贫困户”等这种扶贫制度受益目标脱贫主体性不足的客观现实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的高效开展,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需要急切认识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人们对贫困认识的过程被经济学家坎波尔和世界银行的学者斯奎尔归结为:贫困从最初表现在人们的购买能力低下到生活标准之外的社会参与能力薄弱, 人们对贫困认识的加深反映了对贫困脆弱性和风险的警惕[1].伴随贫困而来的脆弱性风险使得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面临巨大挑战, 脆弱性 (Vulnerability) 就逐渐成为描述贫困状态的代名词[2].但是贫困问题本身和贫困者所面临的脆弱性只是回答了贫困者“不能”脱贫的问题。在关于贫困者贫困原因的争论中, 贝克与拉尔森[3]认为, 贫困的深层次原因是处于社会中的人所具备的社会权利的不足, 是社会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周怡[4]也提出, 贫困问题和贫困者所忍受的贫困状态既有制度结构性因素亦有文化性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主导的扶贫行动共同推动下进行的, 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底色[5].在关于如何实现贫困者脱贫的研究中, 扶贫的制度理念和扶贫的主客体关系往往是把贫困者先入为主地置于“脆弱性”和“被扶贫”的客体地位, 因此大多是关注如何实现自上而下和由外而内的扶贫, 而很少关注贫困者自身在脱贫行动中的“不愿”脱贫问题。作为扶贫的目标对象和实现脱贫的主体单位, 贫困者自身的脱贫主体性才是保证其顺利脱贫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6].一般认为,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强主要源自农户内在发展能力不足所表现出的自我消极脱贫和因长期被扶所形成的政策依赖。有学者把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定义为: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贫困农户能够利用自身所具有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采取一系列行为决策的能力[7].因此, 当贫困农户的行为决策能力受限时也会造成贫困农户的“不能”脱贫问题。但贫困农户作为经济社会中的“人”, 具有自我理性与贫困认知, 在扶贫利益驱使下还存在“不愿”脱贫的问题。在对Y镇进行驻村调查与实际调研中发现, 脱贫积极性不足的贫困农户不仅仅是脱贫行动能力的不积极, 还有自我脱贫意愿的不积极。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积极的表现形式和发生逻辑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在“争当贫困户”和“等靠要”的背后是小农理性下经济利益驱使和扶贫治理环节农户决策受限以及农村贫困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利益驱使的不积极
  
  利益最大化, 尤其是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衡量个体理性的鲜明指标, 因此传统经济理性学派会把人类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称之为理性行为。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 (Maximization of Selfinterest) ”[8]18是主流经济学定义理性行为的主要方法之一。经济学家一般把自利看作是个人追求自我生活目标和获取满足, 并提出人是最大化的理性者这一假设[9].贫困农户作为需要获取生存和生活条件的个体, 其“争当贫困户”行为, 除了因制度设计影响了贫困农户的自我脱贫积极性心态以外, 也与农户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下的追求自身利益有关[10].在利益驱使下, 贫困农户会发挥“工具型关系理性”[11], 在争当贫困户的过程中建立自身与政府之间的扶贫受益关系, 借助扶贫政策或者项目来争取扶贫资源。即使有脱贫能力的农户在自我获利驱使下依然表现出一种脱贫主体意愿低下的态度, 积极的“争”, 但消极的“脱”, 因此是一种无效积极, 这类群体可以称为“贫困自愿性型”贫困农户。受利益驱使, 自愿型贫困农户在扶贫制度的瞄准环节主要以比穷竞赛、哭闹立户、拆户显贫的方式去构建自我贫困, 从而形成利益驱使下的不积极脱贫行为。
  
  1. 比穷竞赛
  
  贫困本身就是一个对比的概念, 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 贫困的出现最先被认为是生产资料积累制形成的结果。萨林斯基认为, 在原始社会, 当每个人都占有很少资源时就没有“穷”, 亦没有贫困[12]75.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 现代化社会无形中就形成了以资源占有为划分标准的贫富概念。当贫困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题时, 国家、社会、市场等就会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手段去缓解、应对并解决贫困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 国家的扶贫制度更加积极主动, 并且在精准化、精细化、效率化等原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扶贫政策、资源、项目越来越丰富, 群众对国家扶贫行动更加关注。在微观村庄场域, 为了无偿争取扶贫资源, 贫困农户在表达自我贫困理由时也会以与熟人社会甚至跨区域对比的形式寻求“贫困立足”, 通过自我构建的标准去确立自己的贫困地位, 甚至“坐屋比穷”.“比穷”本质上还是一种理由表达, 是扶贫实践中和村干部及扶贫驻村干部反映自身情况的一种基本参与, 是在制度化范围内的“合理”举措。但在实际的沟通过程中, “比”的“度”却超越了道德和客观真实的原则。
  
  “你说我穷不, 我咋不穷呢?我比谁都穷, 多少年了我都没有盖过房子, 这瓦房都几十年了!……你看俺庄儿的瞎头儿 (另一贫困户) , 他家的房子比俺的还好, 四间, 还有一个灶火 (专门厨房) , 俺家灶火都是和客厅通着的……他都是贫困户了, 我也肯定得是贫困户啊, 再说啦, 他花钱也少, 我身体比他差, 小病不断, 大病不好, 一年到头花的钱也不少啊……, 他是一个人立户, 我现在还在俺兄弟家里住……他还没有我穷哩……” (YP37-ZXY20180701, 男, 张湾村, 全家1口人, 五保贫困户,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虽然在同一村庄单位内的贫困农户通过‘比穷’的方式阐述他们的贫困状况能够给我们工作人员提供一些扶贫信息, 但是他们对贫困的评价标准是来自于自我制定, 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反映参照方就一定比自己穷。我们下去了解过情况, 当问他们贫困状况时他们总喜欢夸大自己, 说自己比其他贫困户还穷,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他们只是想让政府帮他们改造改造房子……以前去夏庄入户, 他瞪着眼说国家的政策我都知道, 这个房屋改造的钱肯定不止这么多, 你看人家JZY的危房改造工程多漂亮, 钱肯定比这多……他们就是不了解情况也胡乱对比, 不一个地方, 政策款项也不一样啊!” (YS1-ZXZ20180318, 男, 驻村书记, 区委农办,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在农户比穷的过程中, 既有横向的区域之间的对比, 也有纵向不同时间维度的对比。贫困户之间会在同一维度内通过“比”的形式夸大自己的“穷”, 而且比的标准带有强烈的主观利益倾向;比的内容也较为丰富, 有的拿去年和今年比, 拿自己和别人比, 拿自己的手术费和别人的门诊费比, 拿本镇的项目和其他地区的项目比。但是“比穷”的方式和标准无论多么繁杂, 其目标很明确, 都是想争当贫困户, 获取扶贫资源。
  
  2. 哭闹立户
  
  精准扶贫要求“扶真贫”, 只有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才能享受针对贫困户的扶贫资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是一种贫困农户向扶贫机构或工作人员以非制度化手段进行利益诉求的形式, 语言要挟、个人纠缠、多人闹事等是贫困农户采取非制度化举措诉求扶贫利益的主要手段[10].在实际调研中发现, 贫困农户先是通过个体“哭穷”的形式获取扶贫干部的同情, 在这一过程中, 即使没有立户, 但只要能从中获取“一点点好处”, 农户也认为值得。在“哭诉立户”不成的情况下, 如果贫困农户对扶贫资源或者利益的追求足够强烈就会升级利益诉求的强度, 通过个人纠缠和“扯皮哭闹”“死缠烂打”的形式“闹穷立户”.此外, 个体或者家庭成员“闹穷”能力不足或者效果不佳时则会通过家庭成员、邻里亲朋采取农村社会中独有的“关系冷淡”和影响其“面子”的形式对扶贫干部施压, 同时利用熟人社区不对其投票等方式进行权利滥用, 通过“冷暴力”使其“不得不”倾斜扶贫资源的分配。而当扶贫政策违反某一类群体利益时, 还可能会发生群体性的“反抗” (如图1) .
  
  图1 贫困农户“哭闹立户”的行为演变逻辑

  
  “去年年底, 夏庄东边儿的W婶特地大冷天跑到我家, 你都不知道, 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说自己虽然有儿有媳, 但儿媳妇不孝顺, 过不到一块去, 自己搬到老房子住, 吃住也都是靠自己, 说儿媳妇这不好那不好, 过年都没钱割肉啦……这么大年纪啦, 也不容易, 乡里刚好有些油、米, 本来是给五保户的, 你说不给一桶油也过不去啊, 最后还是不得不给她分一点点好处……” (YZ02-SHL20180717, N村支书, 男,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以上访谈资料可以看出, W婶是通过正面的情感沟通独自一人以“哭诉”的形式对村干部表达自己的贫困状况。通过带情感的语言哭诉, 村干部的“同理心”得以攻破, 而在有资源的情况下, 村干部可以分“一点点好处”给她。在对小利益的诉求上, “哭诉”有时候也能够俘获本属于其他群体的扶贫资源。
  
  “2017年8月16日, 晴, 今天刚到村里就发现LMD又来村委闹腾了, 这都好几次了。今天来还拿个水壶, 我上下打量他还想咋闹。果然, 六哥给我说LMD放话说不给低保户就去镇政府去, 问政府为啥取消他的名额, 不给他名额就去要饭, 要到县城去。上次他老伴也是梨花带雨的哭闹, 这样死缠烂打也不是个办法啊!哎, 扶贫压力大, 政府一下子让减少那么多贫困户, 他还比其他几户好一点, 身强力壮的刨点地种也行啊!” (YS1-ZXZ20171011, 根据驻村扶贫日志整理)
  
  “他们现在还经常给我们打电话, 2017年LMD家享受的落实的扶贫政策不少: (1) 政府实施了医疗救助政策, 为每人购买了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保险金60元/人) ; (2) 政府实施扶贫救助保险政策, 为每人购买了扶贫救助保险 (保险金80元/人) ; (3) 10月落实了最低生活保障, 为L夫妇解决了低保, 使第四季增收852元, 2018年继续享受低保政策; (4) 实施了金融扶贫政策, 年增收3500元。这些都是我们清楚的, 但是其他的收入我们也不好核算, 有些时候摸底不好摸清……” (YS1-ZXZ20180709, 驻村书记, 根据访谈资料和扶贫材料整理)
  
  从驻村书记的扶贫日志和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 贫困农户通过“好几次”的个人和老伴的联合“纠缠”, 去村委“闹腾”, 最终也落实了低保政策, 成为建档立卡贫困农户。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哭闹”效果更为明显一些, 其夫妇二人都被纳为低保对象。这种非正式的哭闹行为是农户争取利益的手段, 但在有名额的情况下这些农户肯定是最先获得帮扶的对象。
  
  人情社会是中国特有的能够打点和疏通个人关系、改善个体生活、促进家族兴旺的重要因素, 与乡间邻里、家族往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联系密切[13].在农村熟人社会和邻里人情社会中, 当贫困农户的“哭闹立户”行不通时还会通过“间接的关系冷漠”给扶贫干部带来“没面子”和得不到选举支持等负面影响。这种冷暴力的利益诉求方式会给其他贫困农户和扶贫干部造成情理社会关系的不和谐, 冷暴力施压并不是处于完全理性人的正面“哭闹”行为, 而是借助熟人社会和网络关系去施压扶贫工作人员的“面子”和政治关系, 从而在争当贫困户中给人一种“不好惹”和先入为主的强势错觉, 造成扶贫关系紧张和资源配置错位现象。
  
  “张家本来就不好惹, 上次哭闹不成, 两口子现在都不给村支书、队长搭话, 支书、队长家里办事他们都不去送礼 (酒席礼金) , 双方也都没面子啊!还有他们姓张的另外那几口子, 对大队干部都是爱理不理的, 还说下次都不选他们当村干部啦, 你说这样支书脸上也挂不住啊, 他们不搭理你, 那你也没面子啊……估计明年会给老张立户吧, 两口子也都挺不容易的……” (YC03-DGF20180703, 男, 普通村民,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关于农民属性的探究, 不少学者提出农民个体在追求利益的时候遵从“理性经济”原则, 但是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 当一部分或者群体的公平感受到威胁时则会遵从“道义经济”[14]原则去对权威进行反抗。当农民面临不确定性的生存或保障时就会运用“韧性武器”, 并借助于“集体 (合作) 力”的效应, 使问题公共化, 通过非正面反抗的形式获得行动的合法性[15].当贫困农户对扶贫制度形成依赖惯习, 制度的突然中断或者制度标准被改变也会引发不公平感, 当一部分或群体性的农户利益受到损害时就可能引发集体性的“反抗”.
  
  “就在你来的前一周, 低保整顿就引起一些贫困户的联合反抗。你也知道, X省的扶贫被中央点名批评了!这次省里开会很严肃, 我们压力也很大。X市下面有几个村由于低保户摘帽较多, 他们不愿意, 一个不行还干脆群体闹到民政局, 去了两辆车, 上面有压力, 一下子摘这么多还是第一次, 没想到他们竟然联合起来反抗这次整顿!虽然不打、砸、抢, 但是这样示威也给我们工作带来很大麻烦……” (XZ1-LM20170710, X市扶贫办主任,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以上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 农民群体性力量在争夺贫困户名额和争取扶贫利益中具有强势地位, 农户通过“联合反抗”的形式对扶贫工作施压。虽然没有上升到“打、砸、抢”的直接暴力行动, 但是这种合法性的“公共化反抗”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十分强烈, 并给扶贫干部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扶贫领域的瞄准性问题本身就富有挑战性, 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和受益对象的精准确定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16]200.“哭闹立户”或者通过钻“情理空子”去争夺扶贫资源的后果就是影响扶贫工作人员的扶贫精准性, “瞄准脱靶”很大程度是贫困农户的“哭闹”和扶贫工作人员“妥协”的产物。而且在农村社会中那些会“哭闹”的贫困农户往往能够通过情感干预、行为干扰、冷暴力和集体闹事的形式去为自己争夺利益, 并且能够在瓜分有限或者固定的扶贫资源大饼中体现优势。和一般的贫困农户相比, 他们形成“厚脸皮”性质的精英群体, 并在争夺扶贫资源中占据先机, 因此成为具备精英特质的贫困农户。
  
  3. 拆户显贫
  
  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的扶贫制度原则使得当前的扶贫治理行动同样面临制度化风险。诺斯认为, 正式制度对行为人具有约束力, 影响行动者追求自身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当人们在制度环境中可以恰巧或者刻意地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来表达自我利益或者观念时, 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观念或意识纳入到遵从制度的选择中去[17]5.在精准扶贫的制度框架内, 贫困农户为了获取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名额就会钻“制度空子”, 并且采取不违背制度约束条件的方式进行利益诉求。
  
  “建档立卡是以户为单位, 一般情况下, 现在的老人在六七十年代生育的子女其实是比较多的, 但很多老人不和儿媳一块生活, 有单独立户的情况……有时候儿女多也没有啥好处, 都不想养老人, 我们村的TYL就给儿媳过不到一块儿去, 婆媳关系也紧张, 没办法, 独立门户啦, 你说一个老人家, 等于是一人一户啦……还有为了给老人立户单独把老人的户口拆出来, 老人专门有自己的户口簿, 拆户就显贫了嘛, 有的一个人单过, 有的老伴俩还多病, 你要是去他们家看, 日子还真是不好过, 够穷的…… (YG2-FY20180818, 女, 扶贫干部, 区委农办,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以上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 ”拆户显贫“是一种制造贫困假象的行为, 以户为单位的扶贫制度安排会给扶贫对象钻”户“这个空子。农村中的”户“和家庭的概念有区别, 当家庭成员对某一 (部分) 成员产生生活排斥但不否定血缘关系的情况下同样可以拆分成不同的”户“.”拆户显贫“虽然没有触动制度约束, 但越过了制度初衷的边界, 降低了农村养老尤其是相对贫困家庭中子女的养老责任, 割裂了农村家庭的天然代际关系, 因此有学者把这种”拆户显贫“行为称为制度化范围内的形式主义, 结果也会造成扶贫瞄准机制与实践之间的偏差[10].
  
  不论是同别人”比穷“还是与扶贫干部”闹穷“, 抑或主动地去”拆户显穷“, 贫困农户的行为目标无非是想获得更多的扶贫资源、从扶贫政策或制度中获益。即使有脱贫行动能力, 但是仍表现出一种自我的积极贫困, 因此造成贫困农户的贫困自愿型行为。他们能够去积极地”争贫“, 但利益的驱使却让他们不承认或者不愿意脱贫。其行动主体在扶贫治理的基层场域中就会沉淀成精英化的贫困农户群体, 他们的消极脱贫行为不但会扭曲农村扶贫制度, 还会扭曲农村固有的养老文化, 给扶贫实践造成瞄准脱靶和扶贫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二、决策受限的不积极
  
  阿马蒂亚·森认为, 贫困本身就体现为对人的真实自由的限制, 而以发展人的真实自由为目标的”可行能力“建设才是穷人摆脱贫困的关键。但这一过程需要扩展个人主体性所需要的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障和风险防御性保障等”工具性自由“[18]30.贫困农户有脱贫意愿, 但是苦于不能表达诉求或者因争取到的是与自己所需不相匹配的扶贫资源, 导致自己处在扶贫治理的边缘地位。贫困农户对扶贫治理的参与权利、机会把握、资源保障、风险防范等失去有效的决策自由权利就会影响贫困农户的脱贫主体性。有效治理贫困是讲求社会参与, 发挥受益主体参与、监督、表达需求的过程, 而贫困农户的决策权利一旦受到限制就会形成基层扶贫干部对扶贫项目的垄断性支配, 使基层的扶贫实践陷入干部主导的”结构化困境“[19].由于这类贫困农户主要表现为积极的脱贫意愿但相对弱化的决策参与能力, 因此被称为”治贫边缘型“贫困农户。阿马蒂亚森认为, 贫困群体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贫困群体缺失”参与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和他们能接受的所需资源的理由表达“的权利[18]24.对贫困农户参与决策权利的限制就是对贫困者自由权利的剥夺, 当脱贫主体无法参与或表达所需时, 贫困农户的主体脱贫行动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自我脱贫积极性就会降低, 虽然有积极脱贫意愿, 但却”不能“去脱贫, 因此也是一种无效的积极。
  
  1. 贫困农户决策受限不积极的发生逻辑
  
  由贫困农户决策受限造成的脱贫主体性不积极与利益驱使下的脱贫不积极在发生逻辑上具有差异性。利益驱使下的贫困农户主体性不积极是贫困农户追求自我理性造成的, 而决策受限的不积极一般是农村基层扶贫治理机制没有给贫困农户发挥自主性的决策能力造成的, 因此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条件限制, 所以是扶贫治理过程中对贫困农户主体决策功能忽视的结果。贫困农户追求脱贫致富的绝对理性目标的实现程度受到个体自我能够决定选择脱贫行动的条件的影响。在农村基层扶贫治理场域中, 贫困农户的主体决策能力在贫困识别、扶贫资源匹配、农户脱贫行动选择方面的受限都会影响贫困农户的自我脱贫行动积极性。贫困农户主体决策受限的后果就是造成贫困农户在基层扶贫治理环节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 而扶贫驻村书记和基层扶贫干部则会主导和左右贫困农户名额确定、扶贫资源的分配、扶贫项目的引进以及扶贫行动选择, 由权力、信息、资源等要素赋予的权威使其成为农村基层扶贫治理的主导精英, 并在各个环节形成精英俘获 (如图2) .
  
  图2 贫困农户决策受限不积极的行动逻辑

  
  2. 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环节的决策受限
  
  扶贫和脱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决策的过程。参与扶贫治理决策的不仅是扶贫工作人员, 还有脱贫受益主体---贫困农户。弗里德曼 (John Friedmann) 认为解决贫困的根本在于赋权, 贫困人口的自我组织和集体赋权不可或缺, 在国家的扶贫项目中, 各家各户不但是项目的直接受益者, 也是这一过程的积极参与者, 并通过成年公民成员的民主表决来监督国家责任的实施[20].农村基层扶贫治理中的贫困农户识别、扶贫资源匹配、扶贫行动或措施的选择等都应该是代表资源供给方的政府扶贫工作人员和代表扶贫资源受益方的贫困农户之间双向共同决策的过程, 而驻村扶贫干部和村干部只是在治理场域中起到信息传递的接点作用。农户的知情权、民主决策权、脱贫工具选择权是影响贫困农户发挥主体决策积极性和脱贫主动性的关键。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 识别过程和形式是决定精准效率的关键[21].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的作用, 但仅是支持性的作用, 而不是提供制成品[18]43.精准原则与农村社会内生秩序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乡土逻辑和政权秩序存在明显差异, ”村民评议“制度有赖包括贫困村民在内的多元参与和决策[22].
  
  ”说是开会呢, 本来说投票决定贫困户名额, 但是我都知道, 贫困农户的候选也就是村干部认定的那几个, 这个事本身就是村干部说了算, 你贫困, 乡里认为你贫困, 连村长、支书都不给你申请你也没办法参评啊!更别说参加候选啦, 连投票选择的权力都没有。再说了, 就算选举, 人家人多的 (有较多亲情血缘关系的农户) 肯定容易当选啊……“”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啦, 以前是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家里有无读书郎, 现在小孩读书都不掏钱了, 农村都有两免一补啦!有的老人住的实在是简陋, 可是并不穷啊, 他们攒的钱都给儿女盖新房了, 自己非要住在那老房子里, 你这样就说他穷也不行啊!而且穷、富用钱来衡量估价也不现实, 收入多少谁愿意说实话啊, 所以只能凭我们的了解去衡量一下。现在那些真是饿的吃不饱的都没有了几乎, 肯定都能生存, 谁穷与不穷我们都知道!……“ (YG03-JZM20180712, 男, 扶贫干部,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以上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 有的贫困农户在贫困识别环节就失去了自己参评、陈述、申报和选举的权力, 扶贫精准的效率势必受到影响。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的作用, 但不能完全主导。关于”村干部说了算“和”自己衡量“的主观垄断式识别方法并不利于农村整体的扶贫脱贫活力和民主环境建设。从对扶贫干部的访谈中发现, 传统的贫困识别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用当前的农村贫困状况的衡量, 贫困农户的价值诉求遭到忽略源自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识别中形成”自我中心“式的权威决策。把贫困农户或者村民作为理性的客体对待往往不能进行双方信息的有效沟通, 是对贫困农户主体性价值的忽略, 是影响贫困农户积极性的重要一环, 瞄准脱靶问题是农户决策受限所形成的第一层恶果。
  
  3. 贫困农户在扶贫资源传递环节缺少参与
  
  扶贫的过程也是资源传递的过程, 通过一定的组织规则把外部的资源传递给贫困者, 传递的内容有资金、物品、技术、信息等要素, 传递的起点是掌握和控制稀缺资源分配权的组织, 终端则是贫困农户[23].
  
  ”说实在的, 他们有时候真扯皮, 光捡好的要, 你要是叫他们选那可麻烦了, 说不定还能打起来呢!镇上给提供的岗位本来就不多, 打扫卫生、看大门你说谁不会干, 有时候我们几个 (村干部) 只能内部商量着来, 照那种 (一事一议, 公开选举的工作方法) 肯定不行……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想让他们 (贫困农户) 参与其中, 但是他们不好管理, 人多的选票就多, 到头来还是人多势众的当选, 确实贫困且需要工作岗位的又不能当选……“ (YG09-GRD20180719, 男, 扶贫干部, 区直工委,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以上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 在扶贫资源的传递过程中掌握和控制资源分配权的组织在农村基层扶贫治理场域是以村干部为话语权威和以扶贫驻村干部为资源控制权威, 村委会和基层政府对资源的名额分配具有主导性, 驻村书记等对扶贫资源尤其是资金和项目的申报具有优势, 很多驻村书记是”带项目下乡“.而在资源的匹配中, 处于组织末梢的贫困农户很少参与所需资源的陈述或表达, 对于那些不适合或者不适用自身脱贫发展的资源都是以”他们给的资源“来认识和评价的。在缺乏有效参与的扶贫资源传递过程中, 扶贫资源匹配后的使用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贫困农户充分利用扶贫资源并从中受益的主观意愿和积极性就会降低。所以, 缺乏贫困农户参与决策的扶贫资源配置总会形成供需错位;不是真正所需影响了贫困农户充分利用资源、形成有效脱贫行动的积极性, 在扶贫的治理环节造成贫困农户的边缘化治理格局。
  
  4. 贫困农户选择脱贫行动的决策受限
  
  ”精英俘获化“不仅包括精英贫困农户在建档立卡中形成俘获[24], 还有扶贫干部对贫困农户参与权、决策权、脱贫行动选择权的强势干预。贫困人口主体性体现在贫困农户能够以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心态参与反贫困治理实践, 不仅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 还能自觉承担反贫困的义务与责任[25].虽然参与式扶贫能肯定贫困者主体性作用, 但是杰西·瑞伯塔曾提出参与式扶贫会带来公众参与的高成本, 并可能引起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26], 因此会驱使扶贫治理领域的精英们去避免贫困农户个体过多的意见表达, 从而形成精英主导的扶贫资源分配和脱贫行动。不过, 贫困人口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排斥外在精英的干预, 相反需要整合他们所提供的资源使贫困人口摆脱话语权上的弱势地位及脱贫发展过程中主导权丧失的困境[27].
  
  ”他们说叫俺们自己干起来, 给俺村发的猪娃、羊娃有好几个吧!猪容易得病, 你说他们给的猪也不一定好养, 估计还得打预防针。猪和羊不一样啊, 羊娃不容易得病, 俺村离坡近, 羊娃可以牵上去放养。猪得吃东西, 没粮食肯定不行, 现在饲料也贵啊, 我真的是想要羊, 不想要猪……还不如叫俺养兔子哩, 吃得少, 长得快!……不过不管怎么说, 养不好也没事, 他们分的东西本身就不好养……有的人家还把猪娃给亲戚朋友在猪圈里养, 卖钱了给几个钱的也有……“ (YP05-GXL20180711, 贫困农户, 女, 55岁,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所得)
  
  从以上访谈资料中可以看出, 与贫困农户边缘化并行发展的还有扶贫干部和村长等乡村精英形成的精英主导和干预扶贫资源分配的局面, 忽略了贫困农户自身脱贫行动选择的话语权。在扶贫精准建档立卡、资源传递中, 扶贫干部怕精英农户”扯皮“”闹事“”人多票多“等负面风险的发生而对信息、资源、脱贫行动选择等形成主导或强势的俘获局面。虽然权威的精英群体知道贫困人口”在场“的重要性, 但是贫困人口在他们心中仍是一个对立的被动扶贫对象。因此, 精英俘获是对贫困农户主体性的践踏和否定。贫困农户因决策受限而在扶贫治理过程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外在干预力量形成的精英俘获困境是影响贫困农户主体性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形塑的不积极
  
  脱贫互动不积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不积极, 具体包括脱贫主体意识的不积极和脱贫主观行动能力的不积极两个方面。被贫困文化影响的农户和具有小农理性的贫困农户不一样, 在具体的农村扶贫治理场域中, 扶贫干部”热火朝天“, 贫困农户”袖手旁观“, 贫困农户虽然”不哭不闹“, 但是总想”等靠要“, 因此是一种”淡定“的行为表现。向贫困”投降“使得他们不愿意去互动脱贫, 实质上是一种贫困个体”自我贫困“意识主导其消极脱贫行动的状态, 表现为对扶贫制度的冷漠和自我状况的一种认可, 因此也有学者将这种状况称为”精神贫困“, 并认为精神贫困是贫困农户主观消极脱贫的主要根源[28].精神贫困的农户是受贫困文化影响而给自己戴上不愿或者不能脱贫的桎梏, 是文化形塑的结果, 最终形成精神贫困农户内卷化的脱贫状态 (如图3) .
  
  图3 贫困农户文化形塑的不积极的发生逻辑

  
  1. 贫困农户文化形塑不积极的发生逻辑
  
  文化形塑型贫困农户在脱贫互动中的”不争不抢不哭不闹“的”精神贫困“不但会影响人们幸福感, 而且制约着贫困农户对社会资源获取的手段和机会, 从而加剧相对贫困问题[29].正如凯恩斯所言, ”任何时候, 与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 那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30]383.精神和思想的贫困才是最可怕的, 消极的资源依赖型贫困农户一旦形成坐吃山空, 一味”等靠要“就很难真正脱贫, 即便全面小康的大背景已经形成, 他们照样会生活在贫困或者相对贫困状态。
  
  贫困农户的精神贫困并非与生俱来, 他们之所以缺乏互动脱贫的行为选择、较低的脱贫意愿和能力, 除了自身因素, 很大程度上是贫困文化形塑的结果。如果贫困农户决策受限的不积极是扶贫治理过程环节出现的主体性不足, 贫困农户由于资源依赖而形成的那种低脱贫意愿和低行动能力的互动不积极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形塑的不积极。人类学家刘易斯曾提出贫困文化是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 贫困人口所共享的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 表达了穷人在高度个人化社会中对自我边缘地位的适应和反应[31].由精神贫困引发的互动不积极会形成资源依赖, 资源依赖会促使贫困农户接受贫困文化并加深精神贫困, 从而更加弱化贫困农户自主的互动脱贫积极性。受贫困文化影响的村民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劣势地位, 消极的生活态度和互动参与行动又会反过来影响乡村振兴的步伐[32], 对扶贫制度冷漠、与村干部互动不积极、过度依赖亲情关系, 最终会形成扶贫制度与贫困农户的双重脱贫内卷化状态 (如图3) .
  
  2. 精神贫困农户不能主动融入扶贫制度
  
  富兰克林认为, ”贫困本身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己认为自己注定贫困和老死于贫困的思想“[33].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和人生目标模糊是贫困农民精神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 是贫困农户主体性缺失的主要内在因素[34].如果从贫困农户主体性不足的属性来看, 具有小农理性并受经济利益驱使的贫困农户是经济性的;决策受限, 徒有脱贫意愿但是被置于治贫边缘地位的贫困农户则是由于制度规范和组织环境的不足, 选举权、扶贫资源和行动的自由选择权等被精英俘获, 因此是政治性的;而贫困农户文化形塑的不积极是因为对扶贫资源的依赖, 以及长时间互动无果所形成的自我贫困认知, 因此是文化性的 (如图4) .这类具有文化属性的贫困农户不能有效地融入扶贫制度, 对扶贫制度漠不关心, 不清楚扶贫制度的初衷和对自身的利益满足, 因此养成了消极脱贫的惯习。
  
  图4 贫困农户主体性的形塑逻辑

  
  ”啥脱贫不脱贫呢, 我们就这样啦!人老了谁都看不起, 能给点补助最好, 不给也能过得去……我那个远房侄女隔三岔五也来看我, 反正冬天冻不死啦, 冻死了就算了, 眼睛一闭就过去啦……谁知道那几个大队干部在闹腾啥, 他们爱怎么搞怎么搞, 我说话也不当事儿……“ (YP11-YN20180702, 女, 一般贫困农户,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 受贫困文化影响, 精神贫困的农户对扶贫资源形成依赖, 他们不像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贫困农户那样去积极地争当贫困户、主动去争取扶贫资源, 而是”给不给无所谓“的漠不关心和”穷死也可“的宿命思想。他们对扶贫制度的目的和原则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不知道扶贫是不是能够或者应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影响;他们不去钻制度利益的空子, 但也不能积极地从制度中获利, 不能有效通过制度帮扶去脱贫, 因此对于自身和扶贫制度而言都会形成一种低效的内卷化脱贫状态。
  
  3. 精神贫困农户的熟人社会网络过于依赖亲情
  
  精神贫困农户与精英贫困农户的显着区别就在于其熟人社会网络关系薄弱, 他们一般是形单影只, 不敢积极去和社区周围的其他群体进行密切往来。即使在乡俗约束下也不积极参与”礼尚往来“的红白喜事”随礼“习俗。所以他们的文化圈子较小, 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而过度依赖亲情血缘关系的群体, 在脱贫行动中难以积极利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脱贫。而且贫困农户一旦因外界腐化、垄断以及社会结构不完善而产生不安全感, 首先是找亲情关系去获取资源,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贫弱地位而只能对不公平待遇进行无力抵抗[35,35]154.虽然文化属性的精神贫困农户所占数量不多, 但是调研中发现仍有农户处于这种状态。
  
  调研发现, 这种对亲情资源过于依赖的贫困农户完全忽视了自己的主体性, 他们的熟人社会关系较弱, 对扶贫制度冷漠, 反而更热衷于对血缘和亲情关系的依靠, 其心中所依赖的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亲情血缘关系的救助与帮扶。
  
  4. 精神贫困农户与扶贫干部缺乏互动
  
  主体性文化关乎主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 贫困农户在主体文化方面较多地存在着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较低的消极认知心态, 对贫困农户在脱贫致富过程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有很大的制约作用[36].如果贫困农户对扶贫制度不感兴趣, 自然会与制度的执行主体疏远, 扶贫干部也很难在扶贫治理过程中发现或者主动去发现新的贫困农户, 尤其是对于贫困状态相差不够明显的贫困农户, 扶贫干部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精英贫困农户。精神贫困农户由于”不哭不闹“而又”不信任扶贫干部“, 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扶贫返贫陷阱对于扶贫对象而言是一种被动脱贫, 容易对国家的扶贫政策形成参与疲劳效应, 自我脱贫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从而引发福利依赖并陷入恶性贫困的怪圈[37].
  
  ”我觉得他们介绍的工作不适合我, 去干了两天也不合适……找工作也找了, 找不到合适的, 我也没办法!他们不相信我能干好我想从事的工作, 我也不相信他们能给我找到我想干的活……反正日子就这么过的, 能有多好盼头呢?……“ (XP03-GXR20170712, 湘潭贫困农户, 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从访谈资料中发现, 贫困农户与扶贫干部互动不足的结果就是源于对扶贫干部的”不信任“, 双方的”失信“更加剧了其对立的紧张关系。其后果就是扶贫干部不能有效鼓励和刺激贫困农户脱贫, 贫困农户也不愿意积极地寻求帮助和表达脱贫意愿, 并最终形成精神贫困农户不能有效发挥自我脱贫主体性作用, 而且扶贫干部也容易在扶贫制度的执行环节形成内卷化扶贫治理风险。
  
  完全失去脱贫动力的贫困农户不但最容易返贫而且还是具有真正贫困特征的群体。资源依赖型的贫困农户所形成的精神贫困状态是贫困文化形塑的结果, 其发生逻辑主要表现在精神贫困农户与扶贫制度和扶贫干部之间互动的不积极。同样是脱贫不积极, 主动的贫困自愿型和参与决策受限型贫困农户因有参与脱贫行动的动机和理由而成为一种自我理性的不积极, 文化形塑下的互动不积极所构成的资源依赖型贫困农户却是一种感性的不积极。资源依赖型贫困文化镶嵌在农村基层扶贫治理的场域中, 这些”冷漠“”淡定“的贫困农户给那些”如狼似虎“的主动贫困型农户以”争抢“的空间, 也给以村干部和扶贫干部为代表的农村扶贫治理接点群体以”俘获“的便利, 因此影响基层农村脱贫行动的整体风气。
  
  四、结语
  
  贫困农户脱贫主体性不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既有受自身利益驱使而”不愿意“去脱贫, 也有因自身决策能力受限而”不能“有效地采取脱贫行动, 还有一部分是对扶贫制度和扶贫干部不能有效融入和沟通而形成具有文化属性的不积极。不论是利益驱使的不积极还是决策受限的不积极, 抑或贫困文化形塑下脱贫互动的不积极, 对于贫困农户有效脱贫主体性的培育都是一种障碍。受经济利益驱使, 一部分精英贫困农户率先成为具有经济属性的贫困自愿型群体, 他们”争当贫困户“, 因此更多的是一种”不愿“脱贫;从扶贫制度传递过程来看, 贫困农户在扶贫干部精英对扶贫信息、资源和脱贫行动选择进行俘获的情况下会因自身决策权利受限而被沦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治贫边缘型群体, 他们即使有脱贫意愿但有时也”不能“去进行有效脱贫;而在农村贫困文化的熏陶下, 一部分精神贫困型农户还可能被形塑为具有文化属性的资源依赖型群体, 他们不能与扶贫干部进行积极沟通, 不能有效融入扶贫制度, 自身的熟人社会网络关系薄弱, 过于依赖亲情的贫困文化使他们沦为没有脱贫斗志与能力的贫弱群体。所以, 从政治、经济、文化属性的贫困农户脱贫状态向具有社会属性的有效脱贫转变是塑造贫困农户内生脱贫主体性的关键。
  
  从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主体性来讲, 首先要增加贫困农户自我脱贫意愿。从精神扶贫入手, 提升贫困农户脱贫”志气“和”志向“, 形成良性的脱贫心态和内在积极性。其次要提升贫困农户的有效脱贫能力。通过发挥小农理性和农户自我脱贫所需要的政策、资源、技能等因素, 增加贫困农户的内生脱贫”智力“和”技能“, 培养贫困农户自我脱贫致富的机会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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