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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走向探讨

添加时间:2021-03-25 16:41 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 作者:洪俊杰 杨志浩 芈斐斐

  摘    要: 基于经济全球化发展史和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走势,采用量化分析和比较分析双重方法,对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给出准确定位。分析表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来的第三阶段——波动调整阶段。国际分工深化进入尾声、新兴经济体拉动乏力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等是导致经济全球化减速调整的重要原因。经济全球化亟需关注贸易失衡、不平等以及国际规则缺位等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货运连通等新亮点。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应秉持“体系重构—科创驱动—深度开放”策略。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波动调整阶段; 国际贸易; 国际投资;
 

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走向探讨
 

  自1870年起,世界经济经历三次全球化浪潮,英国、德国、美国以及中国在三次浪潮中相继扮演擎旗者角色。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发生时(1870年至1913年),中国正经历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半封建时代,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对外开埠通商,中国不得已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1914年至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球化浪潮的硕果,德国和英国两大世界贸易强国出口贸易额断崖式下跌。相反,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德对立的契机,一举实现贸易出口反超。第二次全球化浪潮(1945年至1980年)开启时,中国正处于革命斗争时代向民主时代转变,连年内战及错综复杂的周边地区形势使得中国错失全球化发展良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际,恰逢第三次全球化浪潮(1980年至今)席卷而来。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借助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稳步崛起,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然而,就在中国正式崛起为全球贸易擎旗者之时,逆全球化现象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升温。毋庸置疑,对于步入经济新常态之后对外贸易依存度年均值高达35.5%(1)的中国而言,滞缓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利少弊多。在此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究竟进入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什么原因导致经济全球化减速调整?经济全球化出现哪些新问题和新亮点?中国又该如何保持优势、顺势而上?本文从历史视角出发,结合全球经济发展的长期走势和最新焦点,回答上述问题。

  图1:1978~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
图1:1978~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

  注:货物贸易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一、步入波动调整阶段

  全球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晴雨表,图1和图2展示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脉络。相较于前两次全球化浪潮,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因中国的广泛参与而展现出诸多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相吻合的关键历史节点。结合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状况,本文将发展至今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大致划分为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波动调整三大阶段,并认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稳定进入波动调整阶段。

  阶段1:缓慢增长阶段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至中国入世前夕,经济全球化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经历24年的平稳增长,出口额增长近5倍。同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并在中国入世前三年表现出急速拉升态势,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增长近30倍。在这一阶段,高收入国家贡献了全球82.2%的货物贸易出口和97.4%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同期,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局部开放、双边开放、政策性开放为主要特征,经济体制处于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外资外贸发展游离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外(薛荣久,2018)。在此背景下,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对世界货物贸易出口的贡献率仅2.0%,远低于美国的11.7%以及德国的10.3%,并非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阶段2:快速增长阶段

  从2001年中国入世元年至全球金融危机前夕,经济全球化进入快速增长期。在缓慢增长阶段,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历经24年实现5倍增长幅度。而在快速增长阶段,全球货物贸易出口仅历时7年便实现11倍的增长(相较于1978年)。同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经历两年短暂回调后,直冲21683.5亿美元大关,达到有史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最高峰。在这一阶段,高收入国家对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的贡献略微降至75.8%,但对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贡献依然高达94.6%。同时,中国完成长达15年之久的入世谈判,进入全面参与全球化的新时期。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迎来井喷期,从2001年4.3%的出口份额跃升至2007年的8.6%,甚至高于同期美国的出口份额(8.1%),成为当时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出口国。

  图2:1978~201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
图2:1978~201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

  注: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单位为亿美元。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阶段3:波动调整阶段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至今,经济全球化进入波动调整阶段。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长陷入停滞,2018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基本与2013年持平。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波动式下跌,201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已经跌至2000年中国入世前夕的水平。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份额经历2008年至2015年的短暂增长之后,出现缓慢下跌,近年来稳定在13%左右的水平。通过对金融危机发生后十多年时间的经济形势走向加以梳理,本文判断当前时期经济全球化已经稳定进入波动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恰与中国经济新常态部分重合,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的一种新常态。

  二、波动调整的原因

  (一)国际分工深化进入尾声

  18世纪60年代兴起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英国、美国以及德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依托蒸汽技术开展海外殖民,强行与中国、印度等传统农业国开展国际分工。早期的国际分工以产业间分工为主。传统农业国负责生产并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业原料等,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被动地位。先进工业国利用农业国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行工业化生产,赚取大部分生产利润。19世纪60年代开始,传统工业化国家依托在科技领域取得的长足进展,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设备的出现进一步提高工业品的精细程度,进而推动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国际分工不再单纯局限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开始形成,大量同类异质性产品通过国际分工细化在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完成生产。20世纪中叶,第三次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国际分工深化。与此同时,产品零部件细化逐步实现极大化,难以通过继续细分产品生产环节的方式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深化进入尾声。

  图3:中国、金砖国家(不含中国)、新钻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速
图3:中国、金砖国家(不含中国)、新钻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外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B)提供的数据测算。

  (二)新兴经济体拉动乏力

  入世后,中国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出口的核心动力。2001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速均值达14.6%,金砖国家(不含中国)、新钻国家(1)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不含新兴经济体,下同)分别为10.7%、8.0%和6.1%。2016年之前,中国历年对外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速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作为大型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两倍的水平强力拉动全球出口贸易发展。2016年之后,中国对全球贸易出口的拉动效应明显疲软。2016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速分别为-7.7%、7.9%和9.9%。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分别为-1.8%、10.0%、9.6%。中国对全球贸易出口的拉动效应持平甚至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拉动效应。换句话说,如果把中国入世看作对世界经济的利好冲击,则2016年开始,这一利好冲击对全球贸易出口的促进效应开始减弱。在中国贸易出口拉动效应疲软背景下,金砖国家(不含中国)以及新钻国家两大新兴市场对全球贸易出口的拉动效应不稳定。比如,在2016年,两大新兴市场对全球贸易出口的拉动效应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2017年则表现较为积极,2018年新钻国家再次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在主要新兴经济体拉动乏力的现实环境下,世界上缺乏其他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发展态势不明朗。

  (三)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争端助势

  受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国别经济发展差异、各国内部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政府执政决策等诸多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尤其是重商主义时期,便始终穿插于贸易发展的各个阶段。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之后,自由贸易成为主流。但伴随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表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全球性等新特征,突出表现为贸易保护领域宽泛、手段繁多、难以界定以及传播提速等(薛荣久,2009)。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全球月平均贸易争端程序活跃状况”详记全球历年处于“正在处理”进程中的贸易争端月平均数量,从争端处理角度准确测度全球贸易争端状况。显而易见,2008年经济全球化进入波动调整阶段之前,全球月平均争端程序活跃数量总体呈现微弱的倒U型态势。但进入波动调整阶段之后,全球月平均争端程序活跃数量上升态势明显,贸易争端日益频繁(如图4所示)。2018年以来,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恶化全球经贸前景。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贸易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中美双边贸易总值同比下降10.3%,中美贸易争端的负面效应显着。实际上,在此次贸易争端中,全球排名一二的两大经济体释放的逆全球化信号,比双边低迷的贸易进出口状况危害更大。面对中美贸易争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决策者容易对全球化发展趋势产生消极判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传播速度。

  图4:全球历年月平均争端程序活跃数量
图4:全球历年月平均争端程序活跃数量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

  三、亟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全球化与贸易失衡

  以各国各年度贸易顺差与贸易逆差的绝对数值之和占该年度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衡量全球贸易失衡状况。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来,全球货物贸易总体处于高水平运行状态。2008年全球化进入波动调整阶段后,全球货物贸易失衡率维持在11%左右,贸易失衡严重(见图5)。2018年美国将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定义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侵略,并以此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摩擦,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长期贸易失衡导致大国矛盾积累,并最终影响双边乃至多边经贸关系。

  全球贸易失衡为何值得关注?概而言之,全球贸易失衡会影响全球化参与方国内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而加剧全球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思潮。其理论机制具体如下:从贸易逆差国视角来看,长期处于贸易逆差象征着在本国消费市场上,大量进口品替代本国品并占据上风。消费市场对进口品和本国品的相对需求失衡顺延供给链传导至本国生产部门,导致一部分本国生产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在这种状况下,部分生产企业选择破产倒闭或资本外移,加剧国内失业问题,进而引发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思潮。从贸易顺差国角度来看,长期的贸易顺差增加本币需求,顺差国货币面临升值压力。在这种背景下,顺差国倾向于增发本国货币保障汇率稳定,维持本国出口优势。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以及本国货币供给的持续增加会提高本国通货膨胀水平,干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进而诱发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思潮。因此在贸易失衡长期存在时,贸易摩擦通常会在各国政府主导下纷至沓来。

  (二)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

  大量研究表明,全球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Goldberg和Pavcnik,2007;丁建军,2012)。国际货物贸易引致的不平等非常显着(Barusman和Barusman,2017),但国际服务贸易比国际货物贸易造成的不平等更严重(Cassette等,2012)。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以来,世界整体、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表现在收入位于前10%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以下统称“收入不平等水平”)不断扩大。经历1978年至2000年的经济全球化缓慢发展阶段后,世界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6.3个百分点。全球化完成2001年至2008年快速发展阶段后,世界收入不平等水平略有收缩,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贸易大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贸易强国的内部收入不平等水平进一步扩大。经济全球化进入波动调整阶段后,世界收入不平等水平依然高居52.2%(1)。

  图5:1978~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失衡状况
图5:1978~2018年全球货物贸易失衡状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

  为何如此关注收入不平等问题?第一,中国俗语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加剧市场摩擦,恶化正常生产经营条件,是阻碍一国乃至世界经贸发展的内部隐患。第二,根据基本的消费者理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高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会影响国民消费能力,并通过需求渠道传递紧缩信息,一方面降低本国生产部门的产出,另一方面通过减少进口降低外国相关生产部门的产出。第三,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进口需求又会进一步加剧贸易失衡(谢建国等,2015),导致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受阻。因此,新形势下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问题应得到重点关注。

  (三)全球化与规则缺位

  现行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效率低下和规则落后双重问题,在解决贸易纠纷过程中捉襟见肘,突出表现为:第一,WTO上诉法官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争议而数量大幅缩减,导致上诉机构“停摆”。现行上诉机制在处理国际经贸纠纷时效率低下,难以应付新形势下日益增多的贸易争端。第二,全球贸易结构正由货物贸易驱动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数字贸易三重驱动演化,WTO现有规则已经落后于国际贸易新格局。与此同时,WTO在全球价值链以及国际投资等领域存在严重的规则缺位,无法妥善调解这些领域出现的国际争端。第三,WTO权威性经常容易遭受超级大国肆意挑战,其现有约束机制无法抑制美国等国家采取单边主义措施。

  四、发展新亮点

  在全球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波动调整阶段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发展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货运连通等领域出现新亮点。新亮点将在传统贸易和跨国投资疲软背景下,发挥挖掘全球经济新增长点、激发传统经贸发展新潜能的双重作用。

  (一)服务贸易与经济全球化

  全球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占比接近四成,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从服务贸易出口绝对值来看,2005年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的服务贸易出口额相较于2005年上升119.9%。从服务贸易出口的相对值来看,服务贸易出口在贸易总出口中的地位稳中有升。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0.7%,2015年至2018年这一比重基本稳定在23%以上,服务贸易已经在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自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增速高于货物贸易年均增速(1),在传统货物贸易增长滞缓的新形势下,服务贸易正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

  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韧性更强。以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发生次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比跌幅达22.3%。但同期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同比跌幅为10.6%,仅为货物贸易出口跌幅的47.4%。金融危机发生第二年,货物贸易出口跌幅为5.3%。但同期全球服务贸易出口跌幅为2.6%(2)。显而易见,服务贸易在应对全球危机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因此,服务贸易出口在全球贸易总出口中比例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完善全球贸易结构,提高全球贸易风险规避和风险抵御能力。

  (二)数字贸易与经济全球化

  全球贸易经历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和数字贸易三个阶段。全球价值链革新了传统贸易的贸易标的,完成了生产的国际分工。而数字贸易利用现代信息网络连接起供应链和需求链,实现贸易交易模式、交易标的以及运作方式的信息化改革,不仅具备全球价值链大幅降低贸易成本的特征,而且发挥缩减贸易中间环节、丰富贸易商品类型的优势(马述忠等,2018)。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电子商务为主要的表现形式。电子商务依托互联网的高效信息传递效率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商品交易环节的市场搜寻成本,成为新形势下商品全球跨域销售的新渠道。2013年以来,全球网络零售额与日俱增。全球网络零售额占全球零售总额的比重从2013年的6%跃升至2019年的14%(3)。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e Marketer预期,未来全球零售额及其份额将持续扩大,传统货物贸易将搭乘电子商务快车打造贸易增长新亮点。

  (三)货运连通与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发展需要克服的一大关键障碍在于缩短交易距离,降低地理空间距离引致的全球市场分割。15世纪末开启的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利用航海技术实现环球互联互通。经历近5个世纪的发展,海运依然是当代国际贸易的主流运输工具。联合国贸发会议《2019年全球海运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海运货物量达到历史峰值(110亿吨),同比增长2.7%。实际上,海运需求的持续上涨是货物贸易仍然占据全球贸易主导地位且保持一定规模增速的现实体现。近年来,尽管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但货物贸易的贸易量基数庞大,即便是在全球贸易步入调整期,微弱的货物贸易增速仍会引发全球海运需求的剧烈扩张。

  在上述背景下,全球班轮连通度始终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经贸一片低迷的条件下,全球班轮连通发展进程依然保持强劲。从国别比较来看,中国的班轮连通度指标全球领先,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美国分列全球第二至五位。在传统货物贸易仍然占据大部分全球贸易份额的现实状况下,全球货运连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将扩展全球贸易网络,进一步挖掘全球贸易需求;另一方面将加速全球货物流转,提升货物运量,保障经济全球化正常运转。

  五、中国的全球化策略

  新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化应遵循“体系重构—科创驱动—深度开放”策略。国际治理体系是全球化发展的外部架构。从当前国际经贸形势来看,加快构建中国引领的国际治理新体系对恢复国际秩序至关重要。科技创新是全球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历史经验和客观现实来看,加快打造科技驱动新引擎是稳固当前全球化成果并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核心。深度开放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全球化发展的路径机制来看,破除国际市场壁垒、谋求更大开放对扩大全球连通非常重要。

  (一)构建国际治理新体系

  国际治理体系犹如人体之免疫系统,是实现组织协调发展的关键。经济全球化发展滞缓背景下,重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重塑全球化参与主体规则意识以及重振各方发展信心尤为重要。当前,中国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共轭环流”中居于核心枢纽地位(洪俊杰和商辉,2019),国际治理新体系的构建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

  1.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改革

  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正面临瓦解风险,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停摆,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应在坚持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根本宗旨和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基础上,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协调发达国家利益诉求,发挥规则枢纽作用,连通各方诉求。

  2. 推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建设

  为满足新兴经济体投融资需求、推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积极参与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率先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未来中国应积极协同各方,加大对可持续发展项目的重视与建设,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包容、创新发展。

  3. 深度挖掘“一带一路”新增长点

  “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倡议提出后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年均1.1%的贸易增长和年均7.2%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在全球化进程缺乏新兴经济体融入的背景下,中国应协同“一带一路”各国,寻求经贸合作新的发力点,努力将“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成拉动全球经贸增长的新星。

  (二)打造科创驱动新引擎

  1. 立法保护创新动能

  法律保护是科技创新的保障。从1985年中国《专利法》首次实施以来,中国的创新绩效取得了长足进展。1985年中国专利申请量仅0.94万件,专利授权量仅0.011万件。经历1992年、2000年以及2008年《专利法》三次修正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迈上新阶。2001年入世后,国际化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此背景下,2018年全国专利申请量达414.68万件,授权量达233.54万件,相较于1985年分别上升441.1倍和21818.8倍(1)。未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应与时俱进,根据法律法规落实过程中的有效反馈加快法律法规的优化完善,保障创新权利和创新动能不受侵害。

  2. 重视核心技术突破

  在国际比较方面,中国自2015年起每百万美元创新投入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一定程度上反应中国的创新效率持续上升。但在整体创新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尚存技术缺位。产品技术复杂度低,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导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遭遇低端锁定。例如,中国在“芯片之母”光刻机、航空航天发动机、高精度制造数控机床等诸多高端设备和核心元器件领域严重依赖进口。高精尖科技是助力全球化向前推进的核心引擎,中国应依托大国资金实力补齐核心技术短板,先谋求达到发达国家同等水平,再实现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型,引领全球科技新风向。

  (三)构筑深度开放新局面

  1. 重视完善自由贸易区建设

  反观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历程以及中国经济水平发展脉络,自由公正的全球经贸环境是中国经济得以腾飞发展的坚固磐石。因此,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下,中国应当坚持贸易自由化旗帜。目前,中国已在全球范围内签署19项自由贸易区协定,另有12项处于正在谈判过程,8项处于正在研究状态。未来中国应继续从完善自由贸易区建设切入,逐步点连成线,线连成片,打造全球自由贸易新标杆。

  2. 加快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

  高质量开放应当实现高质量出口与扩大进口相协调。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过度侧重出口数量,忽视了出口质量。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低,技术复杂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扩大进口有助于提升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激励本国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因此,中国一方面应当推动出口“由量转质”,实现中国制造高端攀升。另一方面应当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窗口,进一步扩大进口。

  六、结语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历史机遇,采取递进开放策略逐步融入全球经贸发展大环境。然而正在中国重新崛起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体之时,经济全球化却表现出疲软迹象,进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第三阶段——波动调整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波动调整阶段,世界上将会长期存在互不示弱的“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立场,不同立场代表着不同势力集团的利益。中国是“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坚定不移奉行经济全球化策略仍将是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最优选择。经济全球化经历若干年波动调整之后究竟会一落千丈还是峰回路转,取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以及全球化发展新亮点能否持续挖掘。居于全球价值链“共轭环流”枢纽地位的中国,应充分遵循“体系重构—科创驱动—深度开放”策略,构建国际治理新体系,打造科创驱动新引擎,构筑深度开放新局面,趋利避害、顺势而上,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浪潮中实现国家经贸实力的进一步攀升。

  参考文献

  丁建军: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
  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
  薛荣久:入世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意义、作用与维护,《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
  薛荣久: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危害与遏制,《国际贸易》,2009年第3期。.
  谢建国,赵锦春,林小娟.不对称劳动参与、收入不平等与全球贸易失衡,《世界经济》,2015年第9期。
  BARUSMAN A F,BARUSMAN M Y.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1970’s[J].European Research Studies,2017,20(4):35-50.
  CASSETTE A,FLEURY N,PETIT S.Income inequalit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Short-and long-run evidence[J].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2012,26(3):223-254.
  GOLDBERG P K,PAVCNIK N.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7,45(1):1-82.

  注释

  1对外贸易依存度由进出口总额占GDP的份额测度,中国进出口总额及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2(1)“金砖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以及南非;“新钻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以及越南。
  3(1)数据来源: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4(1)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2019年世界贸易报告(中文版)》。
  5(2)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提供的数据核算而来。
  6(3)数据来源:国际市场研究机构eMarketer。
  7(1)数据来源:专利申请及专利授权数据来自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局。
  8(2)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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