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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建立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新模式所需的决策因素

添加时间:2017-01-04 16:37 来源:城市规划 作者:李彦伯 诸大建 王欢
摘要
  城市历史街区通常处于我国城市的中心区域,其存在与发展状态对整个城市的总体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总体而言,目前仍在影响我国城市旧区的政策模式主要有拆迁与保护两大类。拆迁在改革开放后的一定特定时期内,以旧城改造的形式改善了居民的居住质量、更新了城市环境、并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空问以及必要的财政支持,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时至今日,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局限性甚至危害性,其对普通市民基本权利的剥夺与对城市历史文化特征根基的破坏,正小断引发城市在物质空问与社会资本两方面的矛盾。
  
  在这一背景卜,城市历史街区风貌保护政策的出现恰逢其时。其同样地在特定时期内,有效遏比与减缓了城市传统物质空问的消灭。在没有更加积极的政策方向、兼有面临复杂紧迫社会现实的情况卜,一系列的保护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暂时拖延了大拆大建的热潮,为城市留存了小可再生的资源。然而既然某种程度上保护政策是作为拆迁的“反作用”出现的,其终究带有被动无奈的色彩,在保留卜城市物质空问的同时,并没能给社会空问的发展带来更多条件。在复杂的社会状况卜,要使保护真正得以推行,对其政策执行的严苛程度是必须要保证的。2003年,上海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最严格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制度”[1].但“严格”是把双刃剑,在保留卜街区空问的同时,也限制了其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一有似于“标本制作”的方式直接阻断了大多数发展的机会与可能性,使得无法造血的历史街区成为需要城市财政不断支持供养的黑洞,对于保护本身、街区居民的生活以及城市总体发展,都有所伤害。
  
  在拆迁与保护两种现行政策博弈之中,城市历史街区的发展已陷入停滞并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背景,探索城市历史街区发展的新模式及其决策因素十分重要。本文将通过对上海城市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情况的调查数据,建立相关统计模型,具体分析影响居民满意度的政策影响因素,并借以探讨建立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新模式所必需的决策因素。
  
  1 文献综述
  
  新公共服务(the “New Public Service”)理论强调政府的责任在于促进公民权、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政府的首要作用不是通过管制和命令来指挥公众的行动,而是推动社会朝某个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该理论鼓励更多公民履行其应承担的责任,而政府则需要根据居民的需求提高其回应性[2].我国正逐步向服务型行政管理体制过渡,政府绩效中公民满意度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学者在SCSB[3]、ACSI、ECSI等3个模型基础上构造了新的模型,对相关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调查研究。邹凯、马葛生[4]通过构建社区公众满意度服务模型,得出影响公众满意度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如公众参与、服务提供的效率等变量都是影响公众对服务评价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为公共服务的改革措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应瑛、寿涌毅等[5]构建了城市管理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研究显示城市管理形象和感知质量对公众满意度有正影响,公众满意度则会对公众参与带来正向影响,而公众期望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为负。另外吴建南、庄秋爽以及刘武、朱晓楠也分别讨论了顾客满意度指数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方面的应用[6~7].
  
  然而,作为各个城市重要板块的城市历史街区的发展与治理,近年来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及方法上的转向及其研究较为有限,更多的仍是针对既有模式实施及其效果的反思与改良;或是对于发展策略转型的探讨与尝试。在满意度模型等研究新方法的应用上仍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针对城市历史街区发展研究的具体与深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被讨论最多的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问题,正在缓慢变化。林林、阮仪三[8]从规划的技术层面介绍了城市历史街区规划编制中的要点,对于公众参与以及社会合作有所提及,虽然明确了居民才是街区的主人,但参与仍仅限于在规划编制阶段听取建议的程度,对规划本身以及日常治理过程的影响十分微弱。徐琴[9]结合历史文化名城的现实情况,认为该类街区同时处于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高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低谷,因而面临保护性衰败与建设性破坏的双重困境。王蔚[10]等人认为历史街区对于城市总体发展而言,既具有城市公共物品的属性,又具有城市生产力的属性,保护开发的成本与收益必须得到平衡才能使历史街区保护的投资者有持续的热情并最终推动保护的深入开展。周永广、顾宋华[11]在研究中认为,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应以原住居民为核心,保护的成效必须建立在居民的评价机制基础上。并且开始尝试探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研究也涉及到了原住民回迁模式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定位问题。姚迪、戴德胜[12]通过研究也提示了当前的保护策略正面临转向的挑战,并具体针对当前保护工作提出应当关注原住民以及公众参与等问题。
  
  (2)旧区更新及与之相应的动拆迁模式作为城市历史街区政策模式的一种选择,对于居民的生活质量曾经起到过显着的改善作用。但根据潘海啸、王晓博[13]近来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城市更新改造中被动搬迁到政府指定的住处安置的居民,其宜居水平、社会福利水平与生活状态都受到极大影响,加大了其与城市其他居民间经济状况的差距,并加剧社会分异的现象。这一状况会对仍然居住在历史街区中的居民态度预期乃至今后的城市更新的实施产生何种影响,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3)作为城市历史街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社区治理问题正逐渐得到关注。吴光芸[14]认为社区治理要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性因素就是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参与网络, 使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经过重复的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关系, 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奠定良好的基础。杨立华[15]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各种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理想型模型, 进而探讨了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并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理论性规范简单模型。城市历史街区作为活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单元,社区治理问题同样应当被关注。
  
  (4)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王锡锌[16]通过讨论建立“复合型绩效评价模式”,认为当前我国政策决策机制的发展趋势为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和主体并不再仅仅是政府, 而是要试图在公众、专家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决策权的分配结构和权力行使的制约机制。这一结构逻辑上暗含了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专家和政府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知识的结合和运用机制。说明参与水平已经是衡量政府政策绩效的重要标准。姜杰、周萍婉[17]的研究也证明了公共参与是城市治理的必然选择,并论证需要在制度与法律层面支持与保障公众参与的开展。杨新海、殷辉理[18]对城市规划实施过程中各环节的公众参与体系进行了讨论,指出了当前公众参与机制中体系、组织、制度、程序等方面的不足。
  
  综上所述,相关的研究现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现有的顾客满意度理论非常丰富和成熟,并早已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应用与检验,针对城市历史街区在居民满意度现有研究不足的情况,可以在顾客满意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历史街区具体问题特点,构建我国城市历史街区居民满意度模型,并以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测量。(2)城市历史街区这一研究范畴作为一个长期较为封闭的系统,更多时候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与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且研究视角也仅限于对历史风貌保护或者城市更新等物质空间方面,对于该类街区社会发展及管理的研究尚有待开展。虽然随着城市历史街区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断被认识,来自于其他学术领域的新的研究观点与方法正开始被应用于这一研究范畴,然而一方面缺少利用顾客或居民满意度测量的量化研究,另一方面缺少对于各项现行政策效果的总体评价体系的研究,从而无法用以讨论其各自对于历史街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并比较其相对影响程度,也无法明确各项政策通过实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3)现有研究仅限于对城市历史街区现有政策的评价与优化,是对现状的改良而非对于本质的反思,没有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能使城市历史街区及其社区得到真正发展的方式,没有给出关于合理发展模式的探索及建议,缺乏对于其模式决策的核心要素的讨论。
  
  针对以上3方面问题,借鉴已有相关领域顾客满意度模型,将保护效果评价、动迁效果预期、治理效果评价、公众参与水平评价4方面变量结合顾客满意度理论,构建城市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模型,并以上海市里弄历史街区的调查为例,对该公众满意度模型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期获得居民居住服务满意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2 居民居住满意度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在当前的城市历史街区之中,居民的居住现状是怎样的?他们对于自身居住状况是否满意?对于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政策--动拆迁、风貌保护、街区日常治理、参与水平,与其居住满意度是否有关?如果存在相关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于满意度的判断?针对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从前述顾客满意度相关理论出发并改进,结合长期实证研究的经验,提出城市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模型(图1)。
  
  城市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模型
  
  模型中共有5个变量,其中(1)保护效果评价,指居民对目前历史街区保护效果的认可程度。该指标包括了居民对保护政策所带来的生活改善、社会关注、文化存续、旅游经济、自身荣誉感等的认同,并综合反映了居民认为继续实施保护政策的必要程度。(2)动迁效果预期,指居民对当前实施的动迁政策所能达到的效果所持的预期。这些预期一般是通过其对已经发生过的其亲友、邻居、相邻街区在动迁前后的境况或者媒体宣传等渠道参考做出的。该变量用来代表当前动迁政策在居民当中的可接受度,包括居民对动迁将可能带来的工作便利、出行方便、设施改善、家庭经济等方面改善的预期程度。(3)治理效果评价,在当前动迁政策与城市风貌保护规划相互角力的宏观背景下,街区治理正面临巨大挑战,居民对于政策信息的敏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居民对于政府绩效、信息通畅以及对治理部门的信任方面都有了新的要求。这一变量通过综合考察居民对于治理部门在了解居民意愿、能够代表居民程度、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以及对居民利益的关心等方面的评价,并同时包含了居民对于城市规划在尊重民情、预见性等方面的具体评价,反映居民对于当前街区治理的看法。(4)参与水平评价,在居民的生活中,公众参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影响了居民对于自身利益需求的表达,在治理部门方面则决定了其掌握居民需求信息的能力以及政策的可接受度。这一变量由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频率、对社区事务的决定权、表达利益需求的渠道以及对第三方社会组织的感知等相结合,表达居民对社区参与水平的评价。(5)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指居民在实际居住体验当中,期望与实际感受接近,从而产生肯定、愉悦和满足的积极心态,是一种比较后能否满足自身需求的主观评价,反映了居民对居住空间物质、社会、政策环境等的满意程度,是对居民心理状态的量化和测量。在该模型中,居民居住满意度是核心变量。当居民对居住状况的预期高于实际使用后,就会导致不满意、抱怨,反之,居民就会抱有满意的态度。居民是否满意,只是衡量街区发展状况的一个指标,对于政府而言,还应该找出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高低的关键因素,为城市历史街区的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根据所构建的居民居住满意度模型,研究提出如下4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H1):对当前街区治理评价高的里弄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高(正相关)。城市历史街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是由日常的街区治理作为支撑的,治理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般而言,其效果、水平与对居民需求的回应性高低,将会影响里弄街区居民居住的满意程度[19~20].
  
  研究假设2(H2):对目前保护效果评价高的里弄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高(正相关)。对上海而言,风貌保护相关政策推行10年来,在持续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关注之下,风貌保护应当对于城市历史街区状况有一定的改善,而居民也应当从中获益,例如增强其心理荣誉感、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以及获得更多政策帮助等。
  
  研究假设3(H3):对当下动迁效果预期更低的里弄街区居民对居住现状满意度更高(负相关)。对于即将要动迁的街区,居民往往容易形成对动迁前后生活状态及利益的对比,一般情况下如果动迁能够实质性地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或是经济状况,则对比之下对现状的满意度应当更低;而考虑到总体上动迁过程中纠纷较多、居民满意度较低的情况[21~22],如果对于动迁之后将要到来的生活水平持愈低预期,则居住现状相对而言可以满意。
  
  研究假设4(H4):对社区参与水平有较高评价的里弄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高(正相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增进居民参与,将使得政策的制定更充分掌握居民态度与需求,并且凭借较好的回应性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更小阻碍,从而提高政策效率、改善政策效果,从根本上使居民从中获益,从而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23].
  
  与此同时,研究将进行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横向比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研究计划分为三步展开。第一,对居住公众满意度模型的衡量,主要运用SPSS_20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数据的基本描述、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检测问卷结构是否合理。第二,对于居民分项满意度进行描述性分析,了解居民对居住中各项指标的满意度水平。第三,通过主成分分析对各项指标提取与转换,得到自变量因子与因变量因子并根据研究假设的内容,分别将各因子引入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一般线性估计。通过建立关于居民总体满意度及假设影响因子的独立模型分析其各自间的相关性,并通过建立所有因子的联合模型比较各因子对居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3.2 数据收集
  
  之所以选择上海案例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海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城市,其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的发展与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梳理与关系调整,是十分突出而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大量的城市案例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二是因为2012年笔者作为申请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模式与治理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资助,可以为研究提供支持。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11月-2013年1月进行的《上海里弄街区居民居住情况问卷调查》。该调查围绕上海里弄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对动迁、保护、治理、参与等的评价及预期等领域设计了相关问题。问卷设计参照了一般满意度问卷设计的原则:问题指向是被试者不易产生歧义和容易理解的;尽量使问题简单明了并确保各题的提问方式趋于标准化, 具有一致性:对问卷进行合理编排, 从易于回答的问题开始,逐渐过渡到较为复杂的问题[24].问卷采用4级李克特量表(Likert),4分最满意或期望最高,1分最不满意或期望最低。在问卷版面上主要由个人基本资料和问题两部分组成,个人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区域五部分内容,这些也是衡量抽样调查是否科学、准确,以及具不具备代表性的衡量指标[25].
  
  调查针对上海市黄浦、静安、徐汇、普陀、虹口、闸北、杨浦等7个中心城区37个里弄历史街区进行,采取定点拦截与入户调查两种方式,对年满16周岁以上的里弄历史街区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读录法访问,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2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4.4%.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样本基本特征统计
  
  3.3 变量测量
  
  3.3.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里弄历史街区居民的居住总体满意度。居住总体满意度通过主成分的分析对问卷题项指标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对所得因子加权求和得出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作为研究的因变量。在问卷设计中采用4分制量表法,分别测量了里弄街区居民对街区物质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参与治理条件等的11项满意度,对该11项满意度进行信度分析显示,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5,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值;KMO值为0.812(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分析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得到3个因子,第1个因子Fs1包括医疗条件、交通出行等5项指标,特征根为2.367,解释方差21.515%,命名为物质条件满意度因子;第2个因子Fs2包括治安条件、邻里关系等4项指标,特征根为2.362,解释方差21.471%,命名为社会条件满意度因子;第3个因子Fs3包括参与途径以及日常社区治理2项指标,特征根为2.083,解释方差18.933%,命名为参与治理条件满意度因子。再根据这3个因子加权计算居民的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Fs=Fs1×0.21515+Fs2×0.21471+Fs3×0.18933.(表2)
  
  居民居住满意度因子分析
  
  3.3.2 自变量
  
  自变量为居民对里弄历史街区各项主要政策的评价,通过主成分分析对问卷相关指标量表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因子,作为分析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要素的自变量。自变量共涉及28项问卷题项指标,KMO值为0.931,巴特利球形检验系数(Bartllet检验)P<0.000.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选择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提取4个因子作为本次研究的自变量,分别命名为:治理评价、保护效果评价、动迁效果预期、参与水平评价(表3)。分层面信度分析显示,治理评价所包括的13项指标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41;保护效果评价所包括的6项指标、动迁效果预期所包括的4项指标、参与水平评价所包括的5项指标,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844、0.823、0.778.
  
  “里弄居民居住状况综合评价”因子分析结果摘要
  
  4  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4.1  居民满意度现状
  
  通过对11个满意度指标的描述性分析发现,交通出行、医疗条件、邻里关系、商业设施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基本反映了其日常生活所必需以及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居民对于住房条件、居委会日常管理、社区参与水平几项指标满意度较低,其中对于参与途径以及居委会日常管理表示“不太满意”与“很不满意”的分别占64.2%与61.2%,也真实反映出居民目前在街区生活中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与不满。对社区服务、治安条件、活动场所、街坊环境等的满意度,正负面评价趋向于平均,说明这些问题目前对于大多数居民利益的涉及情况并不明显,暂时不是突出的矛盾所在(表4)。
  
  居民居住满意度描述性分析摘要
  
  可以看出,对于居民而言,目前的居住状况中来自于区位及周边设施带来的便利令居民较为满意,这是由街区地处城市中心决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城市旧居住区内的老居民,已经建立了具有强烈地缘性的社交网络,因此具备较好的邻里关系,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然而另一方面,住房较差的硬件质量以及过高的居住密度等,成为最大的困扰;居委会管理仍然是较低满意度,表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建设还远未完成,公众参与的机制仍有待完善。
  
  4.2影响居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根据研究假设的内容,分别将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一般线性估计。主要的回归模型是:
  
  公式
  
  Y表示里弄街区居民的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Bo是截距,当X1都为0时,表示Y的均值;X1是由主要自变量抽取的因子所组成的向量(包括“治理评价”、“保护效果评价”、“动迁效果预期”、“参与水平评价”4个因子);B1是各向量对应的回归系数,表示X 1变化一个单位时,Y的该变量。
  
  在模型1-4中,分别建立“治理评价”、“保护效果评价”、“动迁效果预期”、“参与水平评价”对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的独立回归模型,从而单独检验研究假设1-4.另外建立模型5为前4个模型的联合模型,将这些因素放入同一个模型中,用以比较各因子对居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的相对大小。分析结果见表5.
  
  (1)在模型1中,治理评价与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显着相关(p<0.000),回归系数为0.223.说明居民对目前治理现状评价越高,其对自身居住的满意程度越高,因而研究假设1得以支持。在模型2中,保护效果评价与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之间,相关的显着性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显着相关(p<0.01),回归系数为0.085.表明居民对当前保护效果评价越高,其对居住的满意程度越高,因而研究假设2得到支持。在模型3中,对动迁效果的预期同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呈显着正相关,回归系数0.068,但相关的显着性进一步下降(p<0.05)。说明居民对于动迁政策效果的预期更高时,其对于目前居住的满意度也更高而不是更低,这同对于二者呈负相关的研究假设3相矛盾,因此否定研究假设3.在模型4中,居民对于参与水平的评价同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因子得分显着相关(p<0.000),回归系数为0.107.说明居民对目前社区参与水平的评价对其居住满意度有较明显影响,因此研究假设4得以支持。
  
  由此可见,里弄居民对治理、保护效果、动迁效果预期以及参与程度的评价水平对其居民总体满意度都有正向影响。从而在上海里弄历史街区的发展决策当中无论是希望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还是希望改善政策实施的可接受度,都应当在上述几方面注意政策的设计。
  
  (2)在影响居住总体满意度的重要程度方面,通过模型5可以看出,4个因子中对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都达到显着,但“动迁效果预期”较其他3个因子显着性有所降低(p<0.01)。并且通过对标准回归系数的比较可以看到,居民对于治理现状的评价对其居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强,达到0.574;其次,对满意度影响较大的是居民对于社区参与水平的评价,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255,这说明了当前社区参与的重要性,然而结合居民对于街区治理与社区参与满意度都较低的分析结果来看,正反映出当前城市历史街区中治理体制与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的水平,仍有很大的提高与完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优秀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等多部门参与的风貌保护工作持续多年大力开展,推进与完善了一系列保护管理条例、规范,虽然成功地保存并保护了众多优秀的城市历史街区与历史建筑,具有显而易见的成果,获得了显着的社会影响,然而其对居民居住满意度的提高却相对有限,其标准回归系数仅为0.211.说明目前被大力推行的风貌保护政策并没有有效促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没有使其满意度较低的情况发生明显改变,而居民的态度反过来也对政策的有效推行及落实形成阻力,这成为风貌保护工作产生切实效果的一大障碍。
  
  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对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而作为曾经有力推动了城市财政积累与更新发展的动迁政策,居民对其未来效果预期对居住总体满意度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176,正相关的回归分析结果虽然拒绝了研究假设3,但对动迁有较高预期而对居住现状又满意的分析结果以及相对较低的显着性(p<0.01),体现了居民对于动迁政策之下去留的两难抉择,说明虽然居住现状满意度不高,但动迁也已经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城市居民居住解决方案。同时,也暴露出当下社会动迁政策继续推进的困难,这种以更新城市风貌、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促进城市和谐发展为标准的动迁政策,其继续存在与推行的必要性值得怀疑。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进程中,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历史街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它们既关系到具有城市特色的历史文化的存续,又影响着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走向。研究通过对上海城市历史街区居民居住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获得利益相关居民对于有关居住政策的评价与满意度等数据,建立了关于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的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影响居民满意度的治理、保护、动迁、参与等政策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治理、保护、动迁、参与4项因素对居民总体满意度都产生正向影响。表明在这几方面的政策设计与投入对于改善居民居住满意度均达到一定效果。(2)通过对4项影响因素的横向比较看出,居民对于治理现状的评价对其居住总体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强,说明里弄历史街区的治理体制及其水平的提高对于里弄街区的社会发展乃至其总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针对该项因素的居民满意度现状较低。(3)社区参与水平对于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说明在上海里弄历史街区发展的政策制定中,居民参与非常重要,但针对该项因素居民的满意度相对最低,表明目前的公众参与机制还远不能适应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不能与当前里弄历史街区发展的需求相适合。(4)动迁政策对城市历史街区空间改善与社会发展的作用几近消失。应当注意到,动迁政策对于城市社区的影响极大,一方面它消灭了城市中长期较为稳定的社会布局与网络,另一方面远离城市的安置地、补偿方式与水平的纠纷、基础设施的缺乏以及社会孤岛效应的形成,都使得动迁政策本身在改善城市社会与居民居住体验方面存在较大缺陷,因而即便在居民居住满意度仅仅处于在较低水平的同时仍无法成为居民倾向选择的方式。(5)保护作为被持久推行的街区传统政策,与大量长期的工作相对应的是对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相对较弱的影响。不同于早期个别保护案例带来的通过诸如旅游效应对经济社会产生贡献,当这一政策向更广泛的普通历史街区范围推广开去时,无论保护政策的初衷为何,当前社会现实已开始展现出该类工作的种种困境,一方面为保而保的政策限制了街区及其居民创新及图谋发展的可能,与此同时对街区及建筑更新修缮所需的大量资金又成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如此的政策模式不但在经济社会层面均不可持续从而使街区社会处于尴尬的困局之中,其自身效果也终究难以得到居民的认可。
  
  传统的保护或更新政策对于当下社会背景下的里弄街区,能得到居民认可的程度已经极大下降,无法促进居民生活的根本改善。研究对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模式的决策提出以下讨论建议:
  
  (1)深入推进城市历史街区中治理方式的转变。在经历了长期实施的动迁与保护政策之后,历史街区的社会因素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居民对于当前治理水平较低的满意度应当得到重视;更为重要的是,此项指标对于居民居住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深远,反映了不够理想的治理体制已经成为政策瓶颈,限制了居民对自身生活的认同感,阻碍了居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在提高公共政策的回应性与可接受度的需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历史街区发展政策的关注点与出发点应得到重新审视,治理体制应当成为未来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探讨形成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新模式所须研究的决策因素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目前街区的基层治理问题是较为突出的,这就需要在城市历史街区治理中真正实现“两级政府,三级治理”这一制度设计的效果,增加基层居委会对居民利益的代表性,落实居委会作为居民生活代言人的治理角色;基层治理部门自身应当从观念上进行变革,提高社区服务意识,积极主动解决居民的问题,提高对街区居民的回应性,优化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居民意见反馈的效率;转变治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加同社会间的横向合作,以期达到更好的政策效果与更高的治理效率;应确保政策设计与实施阶段的透明度,保护居民的知情权,为公众参与做好准备。
  
  (2)街区公众参与水平需大力提高。托马斯所着《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中着重谈到制定公共政策中重要的两个层面:居民的信息获取以及居民对政策的可接受度,认为无论从保证政策有效的针对性角度,还是从政策推行的效率与效果角度而言,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决策过程中对利益相关公民的利益与需求的了解及分析都是必要而根本的,“对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和分享决策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公众参与作为决策过程与政策实施过程的必要手段。当今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居民心理状态与利益需求的掌握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有效做出判断,通过其对所正经历的社会与政策环境的一系列态度的分析,总结出政策引导的方向。
  
  可供选择的公众参与的方式包括根据政策的具体特点设置深入程度不同的公众参与方式,增进沟通的效果并帮助推动政策实施;对于具体计划实施的政策通过设置听证会等方式了解居民利益及意见;增设街区居民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形成能够实际代表居民利益并影响决策的力量,参与到街区发展决策过程当中;保证居民表达利益的渠道及方式。对居民而言公共事务决策事前应设法令其及时知情,事后应有完善的居民评价与反馈机制等。
  
  由于条件所限,研究并未能严格遵循随机抽样方法收集数据,同时样本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与补充,这些制约了该研究向总体进行推论的价值。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尚缺乏条件进行历时性的纵向研究。因此该研究只是作为关于城市历史街区发展模式的原则与方向的一个初步探讨,找到该模式所应关注的主要因素,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更加具体细致的策略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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