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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需求与优化途径

添加时间:2019-06-04 11:09 来源:未知 作者:优选论文网
  摘要:近年来, 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犯罪治理精细化、刑罚适用轻缓化等趋势, 蕴含着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需求。当前, 定罪免刑实践仍然面临着观念认知偏差、法律依据分歧、实体标准模糊、运行程序繁琐等多重困扰。应立足现代犯罪治理理念深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 运用刑法体系解释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据, 植根综合主义刑罚理论细化定罪免刑的实体标准, 依托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优化定罪免刑的运行程序。
  
  关键词:定罪免刑; 犯罪治理; 刑事责任; 刑罚适用;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 “刑法现象可以分为典型的和不典型的两种”[1].从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和犯罪治理实践模式看, 定罪判刑是典型现象, 定罪免刑是不典型现象。与定罪判刑相比, 定罪免刑这种不典型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和犯罪治理实践模式, 意味着对犯罪人判定有罪但不判处任何刑罚, 罪刑关系在动态运行中发生了变化, 刑罚与犯罪处于“两相分离”而非“自始在一起”的状态。这无疑会给人们脑海里共享着的“有罪必 (刑) 罚”、“刑 (罚) 随罪移”的常态法治印象植入强烈的冲击感, 致使每一个定罪免刑案件都极易牵动社会的敏感刑罚神经, 牵引民众的犯罪治理观念, 都极大地考验着法官的刑事司法技艺, 检验着国家的犯罪治理能力。特别是渎职犯罪、危险驾驶犯罪等敏感、新型犯罪的定罪免刑案件, 更容易受社会各方关注, 稍有不慎就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定罪免刑判决的司法公众认同问题。比如, 渎职犯罪的轻刑化免刑化难题被指亟待破解[2];“醉驾”可否免刑在“醉驾入刑”之初就被社会关注[3].定罪免刑在理论上还受到解构刑法边界的质疑。[4]对此, 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对定罪免刑的以上实践遭遇、理论质疑, 进行系统检视、辩证分析。本文以下将在多元透视定罪免刑实践的现实需求基础上, 剖析当前定罪免刑实践遭遇的多重困扰, 并顺势探寻优化定罪免刑实践的有效路径, 以期对深入认识并优化我国定罪免刑实践有所裨益。
  
  一、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需求
  
  (一) 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
  
  回顾我国刑事立法不难发现, 近年来我国刑法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急剧扩张的犯罪化趋势。这种犯罪化趋势主要通过增设新型犯罪以扩张犯罪圈环 (如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 、降低犯罪门槛以扩张入罪范围 (如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 、调整犯罪构成要件以扩张行为类型 (如资助恐怖活动罪) 等方式得以彰显和实现。这种犯罪化趋势, 既与全球传统、非传统安全交织的风险社会焦虑和网络信息科技迅猛发展而共同催生的现代预防性刑法观密切相关, 又与我国民众对刑事法治的更多需求和更高期盼密切相关。以近年颇受关注的危险驾驶罪为例, 鉴于危险驾驶行为引发严重交通事故的高度危险性, 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通过增设危险驾驶罪, 将追逐竞驶、醉酒驾车这两类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在此基础上, 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 通过修改补充危险驾驶罪, 将极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两类危险驾驶行为 (严重超载、超速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 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害公共安全) 纳入刑法打击范围。
  
  而与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相伴的是, 犯罪罪名增加、犯罪门槛降低、行为类型增多、行为样态复杂, 刑法在整体上调整的范围趋广、打击的外延趋宽。刑法调整范围的变化, 会引起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变化。犯罪行为样态的复杂化, 会催生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多元化。刑法中新增的大量轻微犯罪行为, 需要较轻刑种、较短刑期、缓期执行、定罪免刑等相应轻微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与之匹配。进而, 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在客观上催生了以定罪免刑方式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多可能性和更大必要性。
  
  (二) 犯罪治理精细化趋势
  
  “任何惩罚制度都是社会结构的缩影。”[5]犯罪及犯罪治理是深嵌在社会及社会治理的深厚土壤之中的。当前,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 人们对刑事法治的要求日益增长, 对精准定罪量刑的需求更加强烈。人们对精准定罪量刑的普遍需求, 与司法机关对精准定罪量刑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凸显。作为回应刑事法治供需矛盾重要方式的犯罪治理精细化, 其在司法上的基本要求便是精准定罪量刑、合理定罪免刑, 实现罚当其罪、刑当其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犯罪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刑事责任制度的不断进步, 对犯罪人判刑已不是唯一选择, 定罪判刑已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唯一方式。刑事责任已经演化成一个从定罪免刑到定罪判刑组合而成的有机责任体系。如果说在贝卡利亚所处的启蒙思想时代, “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 需要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6] (P.66) 的话;那么,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为实现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犯罪行为的合理反应, 刑事司法实践需要根据不同案件, 为不同情节的犯罪人有区别地“供给”一个由轻及重、层次分明、配置合理的刑事责任阶梯。而什么时候对被告人作定罪免刑判决, 什么时候对被告人作定罪判刑判决, 这需要精湛的司法技艺和崇高的职业担当。可见, 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犯罪治理精细化趋势相伴的是, 作为现代国家犯罪治理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定罪免刑制度, 其法治价值将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中更加凸显。
  
  (三) 刑罚适用轻缓化趋势
  
  刑罚是国家运用公权力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一种“不得已”的严厉手段。随着社会发展进步, 人们对犯罪原因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更趋理性平和。犯罪的发生不仅是个人或社会、物质或文化、历史或现实、主观或客观的单方面引发的, 而通常是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物质、文化、历史、现实等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 人们更加注重对犯罪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刑罚只是犯罪综合治理体系中的局部而非全部。在与犯罪作斗争的系统工程中, 刑罚既不是唯一、更不是最安全的措施。残酷过重的刑罚甚至会不当遮蔽人们对犯罪原因的理性认知, 适当轻缓的刑罚会让人们对预防犯罪的社会责任保持警醒。同时,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形式上同样的刑罚后果、同样的刑事责任施加在犯罪人身上, 与以往相比, 给犯罪人带来的痛苦感会明显增强。定罪免刑作为与定罪判刑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 在定罪的基础上没有判刑, 并不意味着犯罪人没有遭受痛苦。因为刑事追诉程序本身就是一种制裁、依法审判定罪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惩罚。人民法院代表国家对犯罪人的有罪宣告更是一种严厉的否定评价, 会对犯罪人的工作生活带来系列消极影响和不利后果。
  
  因此, 从刑罚发展进程及适用趋势看, 受人们对犯罪发生原因的理性认知、对犯罪综合治理的科学策略以及对刑罚痛苦感知的敏感程度等因素影响, 刑罚适用轻缓化是与人类文明同进步的大趋势。但“当前不容忽视的是, 我国的刑罚结构总体偏重、我国的重刑主义观念之各个层面仍有较大市场、我国的刑罚轻缓化进程仍然步履维艰。”[7]推动我国刑罚适用的轻缓化进程, 还需要配套的制度组合拳保障, 特别是需要在司法层面通过严格控制死刑适用和适当扩大定罪免刑适用两端结合、上下合力。这就像为使水面上的悬浮物向下运动, 除了在悬浮物上方向下施加压力之外, 还需要在悬浮物下方向下施加拉力, 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使其突破浮力下沉。可见, 定罪免刑是适应刑罚适用轻缓化趋势、推动刑罚适用轻缓化进程的重要刑事法律制度。
  
  二、定罪免刑实践的多重困扰
  
  (一) 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偏差
  
  在人们的脑海里, 对犯罪的司法处置通常是以定罪判刑的“脸谱”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与之相应的是, “罪刑 (罚) 共存”、“刑 (罚) 因罪生”、“刑 (罚) 随罪移”、“有罪必 (刑) 罚”、“有罪即判刑”等犯罪治理观念, 也几乎成为了长期铭刻在人们脑海里、甚至一些学者视野里的固化形象。比如, 有学者对定罪免刑给犯罪人带来的惩罚性及威慑力颇有疑虑地指出, “如果定罪宣告也被认为是一种惩罚的话, 刑法对犯罪的威慑力和惩罚力如何体现?定罪宣告对犯罪人自身会产生何种痛楚?这实在是让人困惑的问题。”[4]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对犯罪预防实效的如下质疑也就油然而生:“当犯罪和刑罚脱离后, 人们既不会恐惧因犯罪而招致的后果, 也不会再因危惧而不去犯罪。于是人们就不再相信刑法会有效控制犯罪。”[4]
  
  法治认知是司法实践的观念土壤。对刑罚功能的简单认知, 从根本上忽略了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和刑罚效能的互动性。从犯罪心理学看, 刑罚的效能机制其实也是一种心理作用机制。在复杂社会关系的大场景中, 刑罚效能发挥与人类心理变迁往往会互为影响。因为“人类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 总是顺着它周围的事物, 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 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6] (P.43) , 以至于“在刑罚从轻的国家里, 公民的精神受到轻刑的影响, 正像其他国家受到严刑的影响一样。”[8] (P.101) 可见, 对于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偏差, 会在思想观念上困扰定罪免刑的实践运作, 进而制约定罪免刑的合理适用, 影响定罪免刑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 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据分歧
  
  在1997年刑法修订基础上,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及十个刑法修正案, 当前我国刑法中共有17个定罪免刑条款。其中, 总则有11处, 分则有6处。从这些条款规定特点看, 总则第10条关于域外判决效力的规定相对特殊。因为它是一种基于国内刑事管辖权而对域外判决效力的国内法认可, 具有一定的程序追认属性。据此, 在域外犯罪经过外国审判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 依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刑罚处罚。除此之外, 分则中的第164条第4款、第276条第4款、第351条、第383条、第390条、第392条等6个条款, 分别是就具体罪名规定的;总则中的第19条、第20条第2款、第21条第2款、第22条第2款、第24条第2款、第27条第2款、第28条、第67条第1款、第68条等10个条款, 分别是关于特殊刑事责任主体、特殊行为类型、特殊犯罪形态、特殊罪后表现情节的规定。总体观之, 由于这16个条款的规定指向明确、比较具体, 所以行为人具有相应情节、符合这些规定时, 法院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条款作定罪免刑判决。这在理论和实践中没有争议。
  
  在我国刑法17个定罪免刑条款中, 有争议的是, 刑法第37条能否作为独立的定罪免刑依据适用?即当被告人不具有刑法第37条之外的其他16个定罪免刑条款规定的具体情节时, 能否直接依据刑法第37条对被告人作定罪免刑判决。对此, 刑法理论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肯定论认为, 刑法第37条可以作为独立的定罪免刑依据适用。比如, 有学者指出, 我国相对缺乏将没有科刑必要性的案件从刑事程序中排除出去的分流措施, 从预防犯罪行为、促进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刑事政策目的出发, 认可刑法第37条的独立适用功能, 可以补充程序法的不足, 为保障刑法谦抑性或比例原则提供最后一道安全阀。[9]否定论认为, 刑法第37条不能作为独立的定罪免刑依据适用。比如, 有学者指出, 不宜直接根据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除刑罚, 只有行为人具有刑法规定的其他具体的免除刑罚的情节时, 才能免予刑罚处罚。[10]这种理论认识分歧, 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 甚至导致不同的法官对于同一类案件, 依据不同理论观点来理解和适用刑法第37条, 得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结论。
  
  (三) 定罪免刑的实体标准模糊
  
  从司法实践看, 定罪免刑的实体标准模糊, 是当前定罪免刑实践面临着的一大困扰。这集中体现在对刑法第37条的规范解读和司法适用中。比如, 有学者指出, 刑法第37条中的“情节轻微”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 将其作为独立的、具体的免除处罚的根据, 并不合适。[10]这是以条文用语抽象为由而置之不用。另有学者指出, 刑法第37条中的“犯罪情节轻微”要件包括了犯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考虑, 由于量刑情节本身的包容性, 该要件实际上并未提供任何可资借鉴的具体标准, 故仍然面临着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困境。[11]
  
  诚然, 在立法层面, 文字是正义的化身。但在司法层面, 正义的获取并不能仅囿于文字的面纱, 还需要精当的解释揭开文字的面纱, 触及洋溢在这些文字背后的规范实质。从刑法第37条立法表述的字面含义看, 不仅仅“情节轻微”是一个抽象模糊而难以判断的概念, “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又何尝不是抽象模糊而难以判断的概念。因此, 对刑法第37条的规定, 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字面上作简单的理解, 否则只是简单的逻辑循环和语义重复。唯有立足惩罚原理, 植根刑罚基本理论, 作一个透彻的规范解释, 才能从根本上明晰定罪免刑思维, 进而为司法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实体标准。
  
  (四) 定罪免刑的运行程序繁琐
  
  司法程序是影响法律制度实际运行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犯罪对策需要以灵活的弹性程序为载体。”[12]当前司法实践中, 定罪免刑案件的运行程序较为繁琐,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深化定罪免刑实践的程序困扰。根据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 (《意见》) 第9条、第10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拟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 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据此, 凡是拟作出定罪免刑判决的案件, 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成为了必经程序。这使得定罪免刑案件比其他案件在运行程序上多了一道繁琐的“紧箍咒”.但这是否合理, 值得推敲。
  
  从立法精神看, 根据我国法院组织法第37条规定, 审判委员会履行下列四项职能: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讨论决定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是否应当再审;讨论决定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 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 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 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 合议庭应当执行。据此, 即便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也并非一概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只有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并经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 才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比分析不难发现, 《意见》第9条、第10条背后的逻辑是:凡是定罪免刑案件, 都属于合议庭难以作出决定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那么, 这样规定是否合理呢?这种“一刀切”的强制性“拟制”恐怕有待细致斟酌。
  
  三、定罪免刑实践的优化路径
  
  (一) 立足现代犯罪治理理念深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
  
  从观念层面强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 进而从内心深处对定罪免刑形成认同感, 是深化定罪免刑实践的首要之举。对于刑罚的犯罪治理功能, 必须警醒的是, 刑罚的犯罪治理功能有限, 刑罚并非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 刑罚有其自身的效用边界, 应当摒弃刑罚崇拜及重刑主义的犯罪治理观念。因为犯罪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整个社会控制犯罪的系统工程中, 刑罚只能发挥有限的和短促的作用。”[13] (P.7) 刑罚越重, 并不意味着犯罪治理效果越好。对定罪免刑的刑事制裁属性,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 既需要从程序上把握刑事程序对犯罪的治理价值, 又需要从实体上把握定罪免刑的刑事惩罚性。从程序的惩罚意义看, 应当认识到, 刑事追诉程序本身对制裁犯罪的巨大意义。从实体的惩罚意义看, 应当认识到, 定罪免刑, 不仅仅是免刑, 而应当看到其作为免刑前提的有罪宣告和免刑之后的颇具制裁性痛苦的赔偿损失、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非刑罚性措施。
  
  因此, 从程序与实体结合观之, 应当树立定罪免刑也是一种严厉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理念, 摒弃定罪免刑不是“罚”甚至认为定罪免刑会降低刑法威慑力的不当认知。在现代法治社会, 运用刑罚预防犯罪不等于也不需要必须判处刑罚。“在许多情况下法律规定了这样的可能性, 法院宣布行为人有罪, 但免除其刑罚。”[14] (P.1030) 无论在刑事法治理论图谱里, 还是在刑事法治具体实践中, 定罪判刑并非依法治理犯罪、实现对犯罪合理反应的唯一模式和唯一选择。以量刑合法性观之, 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中均存在不少定罪免刑条款, 这为法院的定罪免刑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以量刑合理性观之, 无论是从对犯罪的法律报应角度看, 还是从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角度看, 如果不实际判处刑罚亦能达到对犯罪的合理反应, 就没有必要判处刑罚。
  
  (二) 运用刑法体系解释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据
  
  对于刑法第37条能否作为独立定罪免刑依据适用的两种观点。笔者认为, 肯定论整体上秉持了一种建构性的体系解释立场, 能够在现有立法资源基础上, 最大限度地盘活用好有限的定罪免刑条款、提升定罪免刑的制度供给能力, 具有现实合理性、逻辑自洽性和比较合理性, 故较为可取。从现实合理性看,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 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 加之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 致使司法实践中具体犯罪行为往往纷繁复杂、形态各异, 刑法不可能为某类犯罪行为规定确切具体的犯罪后果, 不可能为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定罪免刑案件事先提炼出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具体免刑情节, 这使得法官在量刑时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能动地结合个案殊情, 在定罪基础上得出判刑或是免刑的结论。而除了刑法第37条之外的其他16个定罪免刑条款, 虽然都相应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具体的免刑情节, 但难以涵括现实中确需免刑的所有情节类型。如果否定刑法37条能够作为独立定罪免刑依据适用, 无疑是人为地限制了定罪免刑的案件范围, 这不利于刑事司法有针对性地回应个案裁判需求。
  
  从逻辑自洽性看,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约定俗成地将量刑情节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肯定论认为刑法第37条可以作为独立定罪免刑依据适用, 实际上也就是把刑法第37条体系性地解释为酌定免刑情节规定, 与刑法中的其他免刑情节规定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免刑情节体系, 进而与刑法中的其他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情节规定一道, 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量刑情节体系, 为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判刑与定罪免刑判决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如果否定刑法第37条能够作为独立定罪免刑依据适用, 无疑是否定了酌定免刑情节, 致使我国的免刑情节体系不完整。从比较合理性看, 世界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也能为我国刑法第37条的独立免刑功能提供合理镜鉴。比如, 德国刑法典第60条规定:“如针对行为人的行为后果严重至判处其刑罚明显不当的程度, 法院可免除其刑罚。但行为人因其行为被判处1年以上自由刑的, 不适用本规定。”再比如, 瑞士刑法典第66条a规定:“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造成自己受到严重伤害, 以致科处刑罚明显不适当的, 刑事追诉之主管机关可不向法院移送案件或免除处罚。”这两个代表性立法例中确立的“天罚免刑”规则, 充分考虑了行为人在自己的犯罪行为中遭受严重后果对刑罚裁量的影响, 融通了朴素的情理和严肃的法理, 体现了自然意义上的“天罚”与国家意义上的刑罚互可通约的惩罚本质, 可以充分的彰显个案正义, 实现较好的司法裁判效果。[15]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类似的免刑规则, 但刑法第37条为吸纳该规则的精神实质提供了立法依据和解释空间。毕竟, 世界虽大, 国情虽异, 但事似情似, 事同理同。如果一概否定刑法37条能够作为独立定罪免刑依据适用, 无疑是否定了类似“天罚免刑”案件, 在我国不能得到与国外大致相同的处理。
  
  (三) 植根综合主义刑罚理论细化定罪免刑的实体标准
  
  在运用刑法体系解释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据基础上, 应植根综合主义刑罚理论, 在明晰定罪免刑思维基础上, 细化定罪免刑标准。现代综合主义刑罚理论是在扬弃了传统报应主义刑罚理论、特殊预防主义刑罚理论、一般预防主义刑罚理论的基础上, 充分吸纳报应、一般预防、特殊预防的合理元素, 兼顾人权保障和犯罪预防的科学刑罚理论。现代综合主义刑罚理论的核心在于着眼犯罪人的特殊预防, 其关键是处理好特殊预防与报应、一般预防的辩证关系。对于特殊预防与报应的关系而言, 报应提供了惩罚上限规则;对于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关系而言, 一般预防提供了惩罚下限规则;在基于报应的惩罚上限和基于报应的惩罚下限之间, 可以基于特殊预防的需求裁量刑罚。
  
  以此辩证关系审视刑法第37条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之规定, 便会很自然地得出以下逻辑清晰的定罪免刑思维:“犯罪情节轻微”划定了罪责上限, 由于犯罪情节轻微, 从法律报应的角度看, 运用刑罚惩罚犯罪的应报性较弱;“不需要判处刑罚”满足了特殊预防的需求, 从特殊预防角度看, 在定罪基础上 (有的案件在定罪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偿损失, 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基础上) 不用判处刑罚, 犯罪人也不致再重蹈覆辙、重新犯罪;“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满足了一般预防的需求, 从一般预防角度看, 对犯罪人在定罪基础上不判处任何刑罚, 不会让一般民众觉得实施该犯罪后被人民法院定罪免刑很划算, 以致变相鼓励他人模仿该犯罪的不良效应。在以上定罪免刑思维基础上, 再结合个案特点, 梳理常见犯罪的典型情节, 有针对性地细化具有指导意义的个案定罪免刑标准, 以为司法实践提供科学指引。比如, 对于近年来常见多发的危险驾驶罪, 就可以通过实证研究, 结合危险驾驶犯罪的主体身份、血醇含量、车辆情况、驾驶环境、查获方式、犯罪后果、审前处遇、罪后表现等典型情节, 综合地构筑危险驾驶罪的定罪免刑标准。[7]如此不断累积裁判经验, 凝聚司法共识, 获得公众认同, 形成构筑个罪裁判标准的良性循环。
  
  (四) 依托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优化定罪免刑的运行程序
  
  “规则只是一件不够锋利的粗糙工具, 而个案判断则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公平和精确。”[16] (P.229) 现代司法规律表明, 并非司法程序越复杂, 司法公信力就越高。相反, “程序控制越是严格便越有可能成为磨灭法官独立思考、禁锢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杀手锏’”[17], 甚至陷入“重程序控制、轻判决说理”的恶性循环, 这对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不利的。2018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 在原有简易程序的基础上, 总结了近年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经验, 增设了刑事速裁程序, 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机制, 为简单案件快速审理、疑难案件精细审理提供了立法保障。同时, 从司法实践看, 并非所有定罪免刑案件都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更不宜将定罪免刑案件一概视为合议庭评议后难以作决定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 皆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具体而言, 笔者认为, 以下两种定罪免刑案件, 除合议庭审理评议后认为属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难以作决定而主动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外, 不宜纳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畴:一是涉案行为对应档次的法定最高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其以下, 且被告人有刑法明确规定的自首、立功等具体的法定免刑情节, 可以直接根据相应的法律条文作定罪免刑判决的案件;二是涉案行为对应档次的法定最高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其以下, 被告人没有刑法明确规定的自首、立功等具体法定免刑情节, 但确需直接根据刑法第37条作定罪免刑判决的案件。这两类定罪免刑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占大多数。对于涉案行为对应档次的法定最高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其以上的案件, 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较重犯罪范畴, 无论被告人是否具有刑法明确规定的自首、立功等具体的法定免刑情节, 如果需要根据刑法第37条或其他免刑条文作定罪免刑判决的, 宜纳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畴。这类定罪免刑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占极少数。当前对定罪免刑案件在运行程序上如此区别处理, 兼顾了刑罚裁量幅度大小、案件难易分布实况和审判委员会职能定位, 符合繁简分流原则和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精神而相对可取。在此基础上, 必须指出的是, 随着今后司法体制改革的整体深入推进, 特别是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审判委员会职能的全面优化、裁判文书说理的全面加强, 还可以进一步淡化司法裁判的程序控制, 让所有定罪免刑案件都由合议庭审理评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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